友人谢泳从厦门回到山西过年，依然不改当年闲逛旧书摊的习惯。他在太原工作与生活时，每逢周六一定是在太原南宫的旧书摊上，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如果到北京出差，他一定是在潘家园的旧书滩上，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据说，他在这些地方曾淘到许多好书。甚至在他的研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就是来源于这类旧书摊。他的《杂书过眼录》和《靠不住的历史》可见一斑。或许，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正是在这些“旧书”中得以展示或重新被再认识。

正月初七我们几位朋友约好中午喝酒，见面时，他在太原南宫的旧书摊上为我买下了1986年《中国美术报》的全年合订本。谢泳的好习惯不但为自己买需要的书，也根据朋友的喜好和研究慷慨解囊。当我从谢泳手中接过牛皮纸封面却散发着刺鼻霉味儿的合订本时，内心生出一种感慨，涌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这其中，有对谢泳的感激，但更多的是我在瞬间似乎又回到那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80年代。手捧《中国美术报》，就像握着久别老友的手，难舍难分。

夜深人静，我在书桌上摊开已经发黄的《中国美术报》，那浓烈的霉味儿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尽管如此，它的吸引力还是使我穿越“霉区”进入那已逝的时空，回到那个渐渐远去的80年代。

《中国美术报》于1985年7月创刊，1989年7月被迫停办。作为一张纯粹的美术报纸，存在整整4年。而1986年，正是该报最关键、最危险和最艰难的一年。无论怎么样，这张报纸从创刊到停止，始终坚持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度。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

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视野和眼光重新去看1986年的《中国美术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甚至，我们还能挑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将这张报纸推到24年前的历史时光中去重新判断和认识，它的开放程度以及直面现实的勇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在所有的美术报刊中不曾多见，除了湖北的《美术思潮》和南京的《江苏画刊》之外。很少有如《中国美术报》这样持之以恒，冠之已久的报纸和刊物。它的前卫性、先锋性、前瞻性和包容性毫无保留地展展现出来，并且，体现在每一个编辑的日常工作和实际行动中。

应该说，1986年的《中国美术报》对整个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在于，传统与现代并置，显示出报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当然也有批判的锋芒。面对现代主义艺术，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对封闭已久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窗口。特别是蒋碧微的“我与悲鸿”之连载，使广大读者对老一辈艺术家有了一个不同的了解，更为深刻地认识了一个廖静文“眼中”之外的徐悲鸿。另外，报纸还对如林风眠、吴大羽、李可染等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发掘了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史料。

从1986年的《中国美术报》来看，它集中反映出这是一张具有争鸣性的学术信息报，也是一张具有探索性的知识交流报。从这两点上看，体现了报纸开发的胆识和态度。其中，学术性、争鸣性、知识性是报纸的基本命脉。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1986年中，现代艺术和新潮美术在整个报纸中所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很大——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的影响都与卷入新潮美术的激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现代主义思潮在很大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美术报的主调。体现出报纸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重要的是，新潮美术运动使栗宪庭和高铭潞等一批美术批评家脱颖而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平台。

80年代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国中各层面、各领域的艺术家要想了解中国或西方艺术，《中国美术报》无疑是一个窗口。尽管1986年中国仍然属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想和观念，完全可以在《中国美术报》得以展示。

今天，当我重新翻阅1986年的中国美术报时，我突然发现，无论当时或现在，我们谈论这张报纸的时候，无论对它是什么样的反映，其意义根本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它开创了一代新风。

其实，许多值得纪念和怀念的东西得益于80年代，如果没有一个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一份报纸是不可能办好的。从外部环境说，1986年是整个80年代最活跃的一年；在美术领域，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被广泛介绍和传播，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美协各地负责人讲习会上，安排三位批评家进行学术讲座，水天中的“中国油画”，高铭潞的“85美术运动”和朱青生的“西方当代绘画”。而这三位批评家，在当时都是新潮美术的支持者。

如果说，《中国美术报》是一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报纸，在80年代为推动中国现代艺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它得益于那个正在远去的80年代。没有那个至今仍然让许多人怀念的80年代，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美术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缺失的，不是没有好的报人，不是缺少刘骁纯、水天中、栗宪庭、高铭璐这类人物，而是缺少那个类似于80年代的时代。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

谨以1986年的《中国美术报》，怀念那个正在被遗忘的80年代。

2010年3月1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