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当代艺术媒体的发展，但所选择的是一个特定的研究角度：中国当代艺术媒体的传播策略及其以价值批判的问题。在近年来有关当代艺术传媒的相关研究中，艺术批评与传播策略的关系问题也曾引起过研究者的关注，[①] 价值批判的问题在为数不少的当代艺术评论中也多有涉及，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更关注的是两者间关系及实际应用。另外，本文也试图对某些调查数据进行一个方面的微观分析，[②] 力图使该研究建立在实证分析与价值思辨相结合的思路上。另外应该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泛媒体时代”，艺术的传播媒体以进入多元化局面，除了专业艺术媒体外，越来越多的大众纸媒关注当代艺术，还有“网络时代”中的网络艺术媒体以及无远弗届的网络传播，包括艺术家的“自我媒体化”，这些都是当代艺术传播的多元生态。但是本文所研究的仅是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专业媒体，也就是由各种艺术机构主办的艺术刊物。
一、艺术媒体的学术性与传播策略的关系
2007年我在深圳0CT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以“当代艺术中传媒的角色转换”为题的研讨会上，提出了美术馆出版物的学术定位和学术性问题。这主要是从我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广东美术馆出版的《美术馆》这本学术刊物的定位出发，但是我认为这也是所有当代艺术媒体应该考虑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简报指出：“艺术传媒在时代变迁的情况下，如何追求学术品位的同时，适应整个市场而生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彭德作为原《美术思潮》的主编，在发言中一直强调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编辑的专业性。广东美术馆馆刊《美术馆》的主编李公明甚至提出建立史料同盟的设想，希望以此进一步规范并保证学术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当传媒保持自己专业的学术立场时，很有可能被目前市场化的经济所冲击，那么它是需要坚持自己的精英立场还是承担现实经济体制的价值而调整使命?” 这些都是学术性与传播策略的关系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谓学术定位和学术性，并非总是意味着纯学术论文的格局、严谨的学术行文规范，而是有着更为丰富和更为具有建设性的内涵。当代艺术媒体的发展策略首先就与它们的学术定位和学术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是不应被忽略和轻视的。
从最简单的层面上看，所谓的学术性起码有两个传统，而我觉得许多当代艺术媒体在办刊的思路上并没有很好地思考、清理和继承这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亚里斯多德的传统，他通过动物学、政治学的研究，建立一种认真的分门别类的学科方法。他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异同，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规律、下定义。这种知识分类的传统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比较欠缺的，因而近代中国学术的发生首先遇到的就是学科分类的问题。在当代传播中，由于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征，受众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检索和储存信息的问题。当代艺术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包含有大量的诸如时间、地点、事件等原生状态的记录，那么，是否有必要思考和遵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学术知识传统来进行分类、提示和整理?目前我们在艺术媒体中惯常看到的是栏目的分类，如艺术家访谈、展览信息、评论专题等，却很少看到以学科性进行分类的做法。我认为，另一种学术分类的思路或许也有参考的价值：如艺术社会学、艺术与传播、艺术政治学、公共艺术与公共财政、艺术的技术问题等等，可以把相关的信息、论文、评论、图像都进行这样的归类，这是否既可以做到学科性质上的合理分类，同时也使媒体的学术品质得以呈现?
分类的学术性还表现在对分类的标识上，当代艺术媒体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也应该在这种标识上具有学术的品质。前几年我带学生下乡，到了陕西药王山，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实际上应该称作陈列室，里面非常简陋。但是有很多中药的标本，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标本都做得非常有学术品位——原生态的名称、拉丁文学科里的名称、关于这个标本原生态的质地、时间、地点、制作人、挖掘人、保存人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假如我们把这个博物馆看作是一个出版物的话，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受众是谁?谁来看这个博物馆?来这里的主要都是拜神的老百姓，只有少量的旅游观光者，可以说很少有学者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这么做，其学术定位是超脱于具体的受众时空的。后来我再认真看看，发现这些标本原是陕西一个地区医学院制作的，怪不得有那么严谨的学术标识。这么好的标本都不要了，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悲哀;而从搬到山上一个小博物馆这件事，也可见学术性的生存其实可以存在于很多地方、可以超越受众的局限，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这样一种学术精神、要不要坚持一种学术标准。学术传统的问题与当代传播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这是当代文化传播中的通病，因而造成当代文化传播的学术资源的匮乏。这是当代艺术的媒体发展策略应该深入反思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柏拉图的传统，那是一种强调逻辑的、思辨的、从对话中推论出普遍性原理的传统。在当代艺术的文本中，真正有逻辑的力量、问题意识明确、其论述中充满思辨性的思想魅力的，似乎比较少见。曾经有一个时期，在很多艺术家的宣言、展览前言和艺术媒体的文章中多有玄虚而“不知所云”的文风，但是即便在“不知所云”中还有一种朦胧的思辨性氛围，可以打破当时的主流艺术话语的宏大叙事与僵化语态。而现在很多传媒连这种思辨性的兴趣都没有了，追求的仅是艺术事件和名流艺术家的新闻效应、轰动效应，其文体、文风之浅陋、粗率无法激发读者思考的兴趣。学术的思辨性常常被认为只对少数研究者有吸引力，而对普通读者则有排斥感，其实这是对思辨性传统的误解。所谓的思辨性，其实就是讲道理，只不过这些道理的陈述是建立在对概念、逻辑、关系等等的思考和尊重的基础之上。
那么，艺术媒体的学术性与发展策略的关系如何呢?几年前一位北大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央视的“百家讲坛”曾经请他去做一个讲座，但是要求他定位在初中二年级的接受水平，他说绝对不行。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百家讲坛”是以初中的水平来扫荡中国。实际上，这就是学术定位与发展策略的紧密联系。受众定位低一方面会对内容的选择有制约，另一方面会对学术标准的选择有制约，但其目标是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这样才能提高收视率和产生附加产品。但是，当代艺术媒体本身的性质与定位应该属于“小众”层面，属于文化生产中的较高端产品，其学术品位是它的品牌支柱。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的进步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需求的增长;但同时由于信息的极度膨胀，人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学术推论。如果做高端媒体的人看不到人们对于学术品位的信任感，这才是真正的脱离受众。在做我们的《美术馆》创刊号时，我对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要提醒一句，就是要坚持严谨的学术标准。
目前，有些艺术媒体还有一个收取版面费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学术性的标准?前几年在一次全国美术学院的学报会议上，我提出，收费并不是降低学术标准的借口。在西方也有不少学术刊物是要收版面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出版的成本问题。问题是，不管如何收费，学术标准是第一位的，永远不会因为收费而降低标准。而且西方人的逻辑是这样的：越是收费，就越要坚持学术标准，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花钱在一本学术品位低劣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我们的逻辑却刚好相反，只要有钱，学术标准就可以降低，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有钱的艺术家才会买版面。这又回到了学术性与发展策略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艺术出版物的平庸化问题和学术精英的标准问题的确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