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么，这份“飘红”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艺术市场的业界现状，这其中究竟有没有“泡沫”或“炒作”的成分？久违的“牛市”究竟是宣告了中国艺术市场走向繁荣，还是昙花一现的表征？放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深圳本土艺术品交易氛围又是否健全，可否以“牛市”为契机促进自身改造？
在一些“炒作”成分的驱动下，许多艺术品被无序、无原则、无规范地进行竞价，而相关监督机制、鉴定机制又未能跟上，致使中国艺术市场面临“虚火”。
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呈现出一股“牛市”势头。近日，据雅昌艺术网统计，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全年成交总额高达573亿元人民币，较2009年有超过150%的增幅。中外商家纷纷将巨资倾注于中国艺术界，令不少业内人士欣喜雀跃，甚至抛出“中国艺术市场已进入全民时代”之类的乐观论断。那么，这份“飘红”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艺术市场的业界现状，这其中究竟有没有“泡沫”或“炒作”的成分？久违的“牛市”究竟是宣告了中国艺术市场走向繁荣，还是昙花一现的表征？放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深圳本土艺术品交易氛围又是否健全，可否以“牛市”为契机促进自身改造？
艺术“牛市”不能证明艺术市场复苏，经济取向已经代替艺术取向
记者搜索发现，早在数年前，艺术市场“数据飘红”的新闻便屡屡见诸媒体———2006年2月22日，新浪网报道“我国艺术品市场购销两旺，11个月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额逾百亿”；2007年12月底，宝藏网报道“总成交额节节攀升，2007艺拍市场欣欣向荣”。“资金”的增长势头似乎一直坚挺，可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评价也同样未曾歇止。又如，2010年1月，新华网报道“文物艺术品鉴定市场混乱”；2010年5月，新浪网报道“书画交易混乱”；2010年6月，网易报道“画廊市场规范混乱”。“给力”数据和舆论批评形成了鲜明对照，哪边更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现状？
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告诉南都记者，中国艺术品市场近年来呈现一种“V形”的走势：“2004年到2008年间，各类艺术品、画作疯狂涨价，市场极为火爆，但也出现了很多不理性的成分。比如一些川美(四川美术学院)学生才刚刚毕业，作品价格都能被炒得很高……2009年正好面临经济危机的复苏阶段，资金资源重新洗牌之下，艺术品市场又相对萧条了些，可一到2010年又全面恢复，从而造就了现在见诸报端的可观数据。”
然而，“涨声”之下却暗藏危机。鲁虹话锋一转：“但是，这个数据并不能证明中国艺术市场已经进入高级阶段，恰恰相反，与国外艺术交易的成熟氛围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多‘先天不足’。”他透露，在一些“炒作”成分的驱动下，许多艺术品被无序、无原则、无规范地进行竞价，而相关监督机制、鉴定机制又未能跟上，致使中国艺术市场面临“虚火”：“中国艺术市场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没有行业准入制度，很多艺术交易从业人员根本没有学术背景，只会看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却缺乏分辨它们的艺术价值的眼光和能力。反观美国等发达国家，艺术品市场会有序地分为画廊、拍卖行两级，有成熟健全的把关、监督机制，低端作品和高端作品之间可以做到互不干扰，画商的文化基础也不错。可是在中国，一些商家往往出于‘炒价’需要，利用舆论或其他方式，硬是把一些学术含量并未达标的作品哄抬成高档作品。”
而深圳公共艺术中心主任孙振华则用“头足倒置”来形容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观点与鲁虹不谋而合：“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中，经济取向已经喧宾夺主地代替了艺术取向、审美取向，收藏家、拍卖家把投资、赚钱放在第一位，艺术质量往往退居其次，甚至不予考虑，艺术投资者对作品艺术价值甚至没有基本的信仰和敬畏……这样的‘头足倒置’若未实质改进，即使交易量再高，也不能证明艺术市场已经成熟。”
深圳本土艺术市场体系断层、脉络缺失
上一段中，专家们透析了光鲜数据背后的隐情，也揭示了当前全国艺术大环境下所存在的诸多缺陷。那么，这些“症状”是否也会辐射到深圳本土上来？深圳的艺术交易与全国其他地方相较，又呈现何种趋势或特征？
鲁虹透露，深圳艺术品市场并未因为经济上的发达而获益，反倒一直逊色于内地其他城市：“和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艺术品市场可以说是非常差，近年来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艺术投资，一些顶尖的艺术行业会、拍卖会也对深圳‘绕道而行’。”
那么，深圳艺术市场“门可罗雀”的尴尬景象是如何造成的呢？有何深层历史原因？鲁虹分析：“其实，早在1992年，深圳就做过一次现代艺术的大型拍卖会，形成了火爆、轰动的效应，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监督机制漏洞百出，导致这届拍卖会上，不少假货、赝品被高价倾销，让当时充满热情的收藏者、艺术家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次拍卖会的失败，对深圳艺术品市场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少艺术从业人员、投资商都对此心有余悸。”
孙振华也认为，深圳“重经济、重利益”的城市性格，无形中也造成了艺术交易诚信指数下跌：“如果说‘炒作’艺术品是一种普遍情况的话，那么它在深圳的表现或许就会更为突出。因为，深圳以经济为主导的城市价值观往往助长了各种功利情绪的滋生，辐射到艺术品交易市场，就会导致‘哄抬赝品、艺术炒作’等急功近利、丧失诚信的行为……往年，深圳是搞过一些大张旗鼓的艺术品拍卖活动，但总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比较有坚持、操守的画商、艺术家宁可到其他城市去卖画、投资艺术。再者，深圳的艺术品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学术背景、文化基础来支持，既没有分量过硬的艺术名人、行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艺术媒体，艺术体系和脉络的断层和缺失，造成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恶性循环。”
众所周知，深圳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模式，比如在行政力量扶持下日益成熟的“大芬村模式”、“创意园区模式”等等，这些“模式”能否为深圳艺术品市场的开拓、改进带来新的契机和线索？鲁虹认为，上述“模式”恐怕只是在透支深圳艺术市场的前期优势，其后劲如何仍难以作出乐观预测。“大芬村的成功，只是低端市场的成功，这一级的市场所服务的对象往往是业余藏画者、低端收藏者，但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市场往往是由专业、权威、涉及金额大的高端部分所决定的。显然，深圳的艺术品高端市场还很弱……另外，大芬村模式恐怕也难以持久，因为近年来其他省份、城市已经在用更低的生活成本、更优惠的政策吸引年轻艺术家，如果大芬村的年轻画家们纷纷‘跳槽’到其他省份，那么深圳所苦心培养的年轻艺术家队伍或许就要面临大量流失，艺术品市场所需要的学术氛围、学术支持就更难以形成气候了。”
“艺术全民时代”要建立在“中级收藏家”队伍扩大的基础上
今年1月，中国新闻网曾登载报道《艺术品市场新年“开门红”》，文章透过数据分析，引述了“中国艺术品投资进入全民时代”的论断。而2010年12月，“全民时代”这一提法更早地见诸中国证券报。那么，单纯依靠经济数据的推证，就得出了“全民时代已至”的结论，是否过于简单、草率？配得上“全民时代”这一称号的艺术市场，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元素？
鲁虹对“全民时代”的提法不以为然：“我觉得‘艺术全民时代’很像为了做生意而炒作出来的口号。虽然近年来，艺术在推广、普及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民众对艺术的认知和了解也在提升，但并不能改变艺术品仍属于‘小众玩意’的事实。不是说艺术品一定要曲高和寡，但它却天然地带有一定的精英性、高端性，投身其中的人，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学术基础。显然，现在大多数民众不可能完全具备这些元素……所以，我觉得‘全民时代’这个提法其实很荒唐。”
深圳青年艺术家戴耘则提出了一个“中级收藏家”的概念，认为“全民时代”与“中级收藏家”的数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确，和七八年前相比，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及艺术收藏人群结构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以前从事当代艺术作品收藏的，往往是外国人居多，现在不少中国人也热衷于此了，因此便诞生一个新群体———‘中级收藏家’。这些‘中级收藏家’们本身有较为殷实的经济条件，但对艺术品又仅仅是出于个人喜好而并非‘投资、赚钱’等功利动机……近年来，确实有不少中产阶级加入到了‘中级收藏家’的行列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艺术普及的成果，但要说进入‘全民时代’的话，为时尚早。”
戴耘还表示，进入“艺术全民时代”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首先，一支数量可观、有钱有闲、艺术知识丰富的‘中级收藏家’队伍需要建立起来，并且形成一股成熟力量；第二，民众收藏动机的多元化。参与艺术品收藏、投资的人们可以仅仅是个人癖好，可以是为投资服务，可以是附庸风雅……但我们对任何一种收藏观都不必歧视，不必给它们贴上正确或错误的标签，应当用一种包容的眼光看待它们的多元发展。”
采写：南都记者周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