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伦敦艺术品春拍落槌，中国当代艺术品全军尽墨。张晓刚、岳敏君、季大纯、方力钧等人的作品全部流拍，从起拍就无人举牌，场面十分尴尬。因为就在一年半以前，岳敏君的一张大嘴还在这里拍到过340万英磅。回想十个月前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火爆场面，真使人有愰若隔世的感觉。想想这些流拍作品的起拍价有的甚至还不到去年春拍的八分之一却仍然无人问津，我们总算看到了市场的冷酷无情，看到了泡沫破裂后的严重后果。其实这仅仅是开始，更惨的可能还在后面。与伦敦春拍几乎前后脚出炉的英国著名的“艺术战略”调查公司在其六个月一次的例行调查报告中也对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市场价格给出了极为悲观的判断。根据他们对全球62位最有影响力的著名收藏家、拍卖机构、画商，艺术评论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当代艺术的“F4”成员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的信心指数已跌出中国当代艺术家前十位。同时，六位调查员对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价格的走向一致给出了不看好的结论。因为随着这些曾创造出天价神话的大腕们作品价格的大雪崩，最终总要拖累到整个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特别是那些这几年作品价格翻了几个跟斗的中青年画家的作品，估计大多也会翻着跟斗往下跌。

　　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当中石油的股价从48元跌到10元时，不是有很多十几元的股票跌到二、三元吗？而艺术品的价格与股票的价格还有很大不同，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不经过至少三、五十年的市场检验，是很难看出一件艺术品的最终价值的。这次伦敦春拍，莫奈的一幅《花丛中的女性》拍得1360万英磅（不含佣金），虽已低于拍前预估的1500万英磅，但在现今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仍能拍出这样的天价，更充分证明了时间理论的正确。再回头看看这十年中国绘画艺术走过的路，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我们头脑的确已经发热了。因为从油画艺术上看，我们距西方至少还有百年以上的差距，但在价格上我们只用十年时间就走完了洋人们一百多年才走过的路，这方面我们真的是超常规发展了。

　　首先，我们有相当一批艺术家们头脑发热，有一些人甚至处在一种无知无畏的精神状态中。很多出道不久刚有一点小名气的画家就摆出“高手”的架子，动辙为自己的作品叫出五位、六位数的价格；那些美院在校学生的作品几年前不过二、三百元一幅，市价不过千元左右，现在也有人敢叫到几千元一幅，有人敢卖到几万元一幅。如今都打回原形了。对广大投资者和消费者而言这的确是好事情。道理很简单：因为哪怕这些人今后都成为大师，但在今天他们还没有成为大师前他们的确还不应该“享受大师级”待遇，这是有先例可参照的。一百零五年前，已到巴黎五年的毕加索为生活所迫，将自己的31幅作品以2100法朗的总价卖给了画商沃拉尔德，每幅均价不到70法朗。几十年后已经名扬天下的毕加索在回忆这件事时谈道：“当我看着那家伙将我所有的画装上马车扬长而去时，我觉得我仿佛遇上了强盗。但一想到那2100法朗我内心又充满激动，因为这可以让我在巴黎生活两年。”（还有资料说事实上毕加索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自己遇上了大好人，占了大便宜了，因为在此之前毕加索的画一幅只能卖二、三十法朗，有的一幅只卖十几法朗。）三年后毕加索那幅成名作《阿维农的少女》问世，创下了11000法朗的高价，打破了以前塞尚作品创下的6000法朗的单幅作品最高价的纪录。从这时起，毕加索才开始“享受大师级”待遇了。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毕加索在“享受大师级”待遇前三年每幅画只能卖70法朗，这点钱只够他在巴黎按很低的生活标准维持约二十天的生活，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在上海生活的五、六百元人民币，这就是毕加索当年出道时作品的价格，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历史上每一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才艺术家毕加索作品的“起价”。如此比较，我们诸多的艺术家们在没有成为大师前硬要提前“享受大师级”待遇的确不太合适。就是当公务员，一开始也只能从办事员做起，然后才能科员、科长、处长，运气好才能混到局长，副部长，没见过哪个公务员一上岗就想要处长、局长待遇的。虽然用官位来套艺术家太俗，但道理是相通的。所以我想在经历这次经济危机后咱们的艺术家们应该想通这个道理，还是要脚踏实地从市场做起，在没有成为大师前不要急着去争大师级的待遇，因为所有的大师们，包括毕加索这样的天才都是从“办事员”一点点起步的，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规矩。坏了规矩就会出现混乱，乱了以后最先受伤害的可能还是坏规矩的人。本来你的画可以平平稳稳地卖八千一万的，你硬要与那些不良画商串通一气把价格哄抬到十万八万,可能也忽悠出去几幅，如今一跌，那帮曾“帮你”的画商们早已作鸟兽散，这时你想卖三千、五千可能都没人要，这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