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展览将于2016 年 5 月 26 日开幕，持续到 11 月 27 日结束。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最终确定了策展人梁井宇的方案。梁井宇携手当代中国若干组优秀的建筑、设计和艺术团队，共同构建了主题为“平民设计，日用即道”的中国馆，以契合今年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普利策奖获得者建筑师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提出的“来自前线的报道”( Reporting From the Front)这一主题。

30年来，中国建筑界的前线即国家现代化的前线。疾行在前线的中国建筑师们无暇左顾右盼，唯有向前。他们凭此专注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建筑与城市的奇观胜景，但却较少留意我们的传统和日常生活。中国馆的主题“平民设计”服从于“日用即道”。它并非试图用未来替代过去，而是对过去进行打磨之后，将之融入今天的生活;它不干涉，却是积极调解社群生活;它使设计成果可以被大多数人所享用;它认为我们必须有节制、敢于担当责任，否则建筑学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本届中国馆参展团队有九位参展人和机构，由建筑师、景观建筑师、服装设计师及艺术家等不同身份构成。分别是(按英文名称字母顺序)：场域建筑、马可、众建筑、润建筑、宋群、无界景观、王路、朱竞翔和左靖。参展人作品围绕“平民设计，日用即道”的主题，内容涵盖“衣”、“食”、“住”三个部分。分布在中国馆室内和相邻的室外处女花园两个展区。《安住——平民花园》装置项目作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重要参展作品之一，我们就此项目的参与者黄海涛、童岩、谢晓英做了一个深入的访谈，就此探讨《安住——平民花园》在当下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于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认识。

访谈—黄海涛

请讲述一下这次参展作品的缘起

这次参展作品是为阐述与介绍北京大栅栏片区杨梅竹斜街66-76号夹道改造而做的大型综合装置。作品名为《安住-平民花园》，由现成品、植物种植与多媒体现场直播等方式组成。展览开幕时开始播种，展览期间花草与果蔬植物的生长与采集将会使装置成为一个处在不断缓慢变化中的作品。北京大栅栏片区杨梅竹斜街66-76号夹道改造是无界景观团队于2015年春末受邀参加的一个跨界公益项目。在考察了几个待选项目地点之后，我们选择了66-76号夹道。这是一个经历了五个朝代，在数百年间由各种自由“生长”的建筑挤压而成的、总长度66米、由五户人家共用的穿行空间。最窄处仅一米，堆满了废弃物，现状脏乱破败。使用夹道的常住人口大约在20人左右，其中最老的居民至今已经是第二十二代，最新的居民来自这里的一个保安宿舍，流动性很大。这个项目使我们必须最近距离地接触这里几乎每一位居民，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规律、诉求与愿望。在对居民的调研接触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情绪焦虑（这一点和在“主流社会”中打拼的'精英们'很相似），每个人最关心的是打听新政策，计算去留，总之很“挣扎”。在这样的现实下如何以设计介入到这里的社区改造中来？这个近乎被遗忘的社区是否有复兴的可能？如何为社区建立与主流生活以及未来的链接？调研的结果显示似乎种植是可以使邻里们共同积极打开各自门户，介入到共享公共空间改造中的有效链接手段，是可以满足20户居民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无界景观的主持人谢晓英据此提出了《共享花草堂》的构想：1.以建立共享花草堂为社区营造的介入点。2.以建立花草堂为契机构建社区共享价值。辅导居民通过种植建立可持续盈利模式，使居民进而组成经济共同体。3.治愈作用：缓解居民居住衰败社区中的焦虑感，为常住和流动人口建立共同的心理坐标，重塑居民的尊严与幸福感，使每个人通过种植获得对社区的归属感。谢晓英是优秀的景观设计师，对于人的行为观察与研究常常是她介入项目的前提，在如何通过景观设计疏导与缓解使用者心理压力的实践中作出过很多智慧的解决方案。我个人很认同贯穿于她设计之中的人文关怀以及治愈感。她在这个项目初期提出过设计师做“隐形人”，即设计师自我节制，不以头脑风暴式的假想和预设进行“专业入侵”。设计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设计者自省与自我觉醒的过程，特别感谢北京大栅栏片区杨梅竹斜街66-76号夹道的五户居民慷慨地开门接纳我们。

请解释一下室外参展作品《安住-平民花园》作品以及观念的成因

我们在这届双年展的参展作品《安住-平民花园》是一个综合装置，形式上为一个由现成品组搭而成的“夹道”，是严格按照北京大栅栏片区杨梅竹斜街66-76号夹道平面按比例生成的“实体”。我们在构思阶段将形成夹道的实体建筑隐去，将原本虚空的夹道“实体化”，目的是希望参观者可以更感性地，尽可能用身体感知并参与到这个夹道的意象中来。
衰败社区中几乎每家户外都有用淘汰的日用废弃物搭建而成的花池，几乎都让人着迷。所谓方寸之中，自有世界。每一个花池都自然展现出每家每户的私密生活经验。各种不同时代的废弃物混搭在一起如同蒙太奇一样在讲述各自不同的情节剧。我们把所能收集到的花池集合到一起，以期形成共同生活经验与愿望的交响。
在展览现场我们也期待观众通过在作品中播种与收获的行动与作品发生关联与共振，体验平民日常生活的仪式感。
在收集旧器物的过程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器物的“断代”，例如陶瓦搪瓷时代（再之前的都已经进入了收藏领域），铁铝制品时代，塑料制品时代以及当下流行的各种不锈钢制品。这些废弃的日用器物已不配再登堂入室，但依然辐射出曾经的生活欲望与智慧。我们将在这些被丢弃的器皿中播种，是希望看到曾经事关安住的各种美愿能够在衰败的社区中更生绽放。期待所有的人能将自己的善念植入这个作品，激活与分享美好的安居经验。愿善念相续。

请讲一个你参加过的工作案例

2013年我曾作为志愿者在肯尼亚的 Masaai Mara部落参加过为一个为当地小学生建造房屋的公益项目。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益活动，而是由加州的朋友张梅在硅谷发起的持续性公益项目之一。她为改变一个地区现状所作出的长远可行、兼顾到各方利益的实践计划非常吸引我。为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化发挥个人的能力，她通过在不同的社区文化间建立联系来保障了计划的可行性。
首先她选择了两个明确的目标切入点：
1.给小学生建宿舍，培养卫生习惯。卫生习惯的培养可以有效降低儿童死亡率。
2.募集资金帮助女孩子上初中。因为读书可以使她们避免幼龄嫁人的命运。此外，一个受过初中教育的母亲可以有效地影响辐射到下一代。
具体的工作方式大致分成以下两个方面：
1.盖房。由一位建筑师负责规划一切关于建造的技术环节，给出必须的技术框架，然后退到幕后，由志愿者在“前台”完成“填空”的工作。志愿者在工作中基本不会遇到无解的技术困难。每一批团队“空降”来完成一个任务，比如泥瓦、门窗、上梁封顶、制作桌椅家具等等。技术的保障让项目变得愉悦可行，基本上每个参加者都会爆发出额外的能量。
2.在硅谷成立一个基金会，募集资金并分期招募志愿者。每一期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相关专业人员招募和目标资金。通过在美募捐与在Mara盖房子结合，把硅谷高科技公司的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和Masaai Community in Kenya链接起来，使这个项目成为一个永久可持续的项目
此外，如何让志愿者最大程度地在服务当地的同时得到个人回报？志愿者不是骑士和圣徒，去“落后地区工作”既不是为了做文化入侵也非自我牺牲。每个参与人都有着各自参加的理由。建造过程在这里更像是一个自省，觉醒甚至是自我“治愈”的过程。每个人都通过劳作得以Restarted 。Masaai Mara是原始部落，没有现代社会中的细致分工，使得我们能够在原始条件下用自己的肢体去体验建造原本的意义。由于在原始的环境下我们不再强势，不再是绝对的主宰，因此得以用新的尺度衡量自己。

对本次参展主题的看法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为“来自前线的报告”。策展人Alejandro Aravena在策展宣言中声称“改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活质量”是我们必须赢得的一场“战争”。在激进的宣言中我们其实看到他对建筑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的拓展与一种空前的开放与和谐。
关于本届双年展中国馆，我想再重复策展人梁井宇先生策展概述第一段的文字：“我们是凡人，不免犯错。其中一个就是迷信“未来”。我们以为未来可以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我们因有限的能力和无限的欲望而对“现实”报以不满，盼望未来赋予我们更多的力量与资源，生活因此才能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不断寻找一个新的未来替代不完美的过去。未来也许可以暂时替代“过去”，但是却不一定“持久”。因为现实总是选择那些经过时间考验，可以持久的东西。”
2008年后我参与了一个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与整理项目，实际触摸我们强势或者说主流文化之外的“存在选项”。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记得曾在贵州的一个私人博物馆见到过一套非常耀眼的苗族绣衣，几乎是黑白两色的，第一眼看去脑中反映出的是“死亡哥特”风格，几乎就是当代流行设计。主人解释说这套绣服曾经是清朝的随葬品，出土后因接触空气导致绣线上的颜料很快氧化消失了。这件事情有趣地演示了时间的“过滤”功能，使人联想到过程与恒常，或者说道与术的含义。何为我们曾经的、但最终被我们淘汰和遗忘的选项？什么是需要被我们审视与重新激活的根本智慧？在同一个馆里还看到一套苗族礼服的照片,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礼服属于一位苗寨老太太，是用很复杂的破线绣法（将一根棉线劈成十几根）由四代女人用经过很多年的时间断续绣成的。当年民族宫的人曾下乡找她去收购，老太太说（大意）：“同志们给得钱真多啊，不过不能卖啊”。数年后同志们再去找老太太看衣裳的时候被告知老人家已经去世，穿着这套衣裳下葬去向她的祖先们述职去了。我们可以很容易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得出这是巫文化等等等等的结论。这其中的如何究竟不是我能破解的。但是老人家心安理得的态度和她最终的仪式是让人极其动心的。我们似乎能在这个故事里窥见逃离时间控制的法门。
这届中国馆策展人梁井宇先生的策展主题是“平民设计，日用即道.不能忽视的前线”。他在宣言中指出“我们大后方的失守”这一现实。个人经验让我对这个主题有直觉的认同。
如果不解决根本智慧的问题，那我们的一切努力，一切的建造也只是在自掘坟墓而已。很高兴可以参加一届松弛和自信的双年展。

访谈——谢晓英、童岩

目前关注及研究方向

与建筑设计相比，景观设计可能更多地涉及开放的公共空间。从小尺度的城市广场、街心花园、住区绿化到大尺度的公园、风景旅游区自然保护区等，这些项目不仅与城市建设、文化建设、旅游经济等相关，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关。因此，景观设计会涉及到更多的与公共性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多年的设计实践中，我们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开始思考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例如，在早期的城市公园或广场设计中，无论从形式到功能，我们基本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模式。但是在公园或广场建成几年后，我们注意到：某些设计师主观设想的广场功能并没有实现，反倒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现象影响了广场的形式，比如说“广场舞”以及广场上或公园里市民们的一些自娱活动。这一近些年来饱受争议的现象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普遍存在。我们可以不喜欢它，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在特定人群中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这种“广场现象”既不同于拉美国家的狂欢节，更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共广场——现代民主的起源地，而是一种纯粹的，在地化的“中国现象”。 与西方的公共性（Publicity）概念相比较，这种特殊现象更具共同性或集体性（Communality）。因此，超越对公共空间设计的普遍性认识，发现与研究因时、因地的特殊性是我们目前与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对此次建筑双年展主题的看法

这次的展览主题“来自前线的报告”，从题目到内容看都非常激进。尤其另人印象深刻是那些在中文语境中读起来非常刺眼的用词如战争、战场、前线等。这种看似欧洲左翼的表述方式在1990年之后已经不多见了，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内。这一激进的姿态即与Alejandro Aravena的个人背景和观点主张相关，也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扩张中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境况有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里，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这一现象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建筑与人居环境。Alejandro Aravena在此次策展陈述中对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平等、集体等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概念的张扬都反映了作为建筑师的策展人所思考与关注的焦点并不在建筑本身，而是如何以建筑为工具去解决非建筑的问题，也即在建筑设计、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等之外的社会问题。正如他不久前在上海接受一次访谈中所说的：当建筑师开始关心社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在乎做一些“差建筑”，甚至不把自己当成建筑师。用设计作为工具，用来解决设计以外的事情，因为“设计”在设计之外会更有力量。
在建筑设计、景观设计越趋时尚化、艺术化、奇观化，设计师越趋明星化，而普遍的人居环境越趋工业化、边缘化的当下，这种反思对中国的设计者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警醒。

对此次中国馆主题“平民设计，日用即道”的看法

我们对“日用即道”的理解是：日用乃日常之习性，乃日常生活之外化；“道”乃真理，乃生活意义之所在，乃终极目的。这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普通百姓对生活的信念。
在参与由梁井宇先生主持的“大栅栏杨梅竹斜街改造项目”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着这一理念。但是，现实逻辑也使整个改造计划充满了矛盾与悖论。这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由投资公司运作的商业项目，包括居民搬迁、违章建筑拆除、街道铺装与建筑立面改造等。这里就涉及到了资本运营与操作的问题。按照资本的逻辑：效益即道，增值即道。那么，生活于这条街道中的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产生效益？何以增值？答案似乎只有两个选项：搬迁，或改变自身的日常生活的方式，以适应资本增值的需要，即日常生活不再是自身的目的，而是作为实现他者目的的手段；日常生活仅仅是一种被重新编码的“胡同生活”的展示。日常不存，日用何为？道将焉附？正像一位街道居民所感叹的：“这个街道现在变成文化街了，和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
尽管我们深知当今世界上资本无往而不胜的道理，但是，在整个街道改造过程中我们仍然坚守着那一初衷——为平民设计，使改造工程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合当地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把这里比喻作“前线”，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以日常生活之道VS资本所营造的奇观社会。

作品观念形成的来由与成因

此次参展的项目“花草堂”是我们设计团队自杨梅竹斜街改造项目完成后的一次延伸设计。改造前的杨梅竹斜街绿化环境很差，几乎没有乔木类植物，因此，我们在环境改造设计中加建了街道与居民房屋衔接的花池，种植许多观赏花灌木，以增加街道的绿化量。但是所有这些出于美化环境目的的举措并没有受到多数居民的支持。根据施工记录：施工完成后，花池内种植的植物需要经常补植更换，原因是这些植物经常性地被居民挖走或破坏，部分花池中甚至被居民栽种了自家的食用类植物如小葱、丝瓜、豆角，以及可出售的葫芦等。除此之外，根据市政绿化单位的报告，每年举办各种公共活动期间摆放的各类观赏盆花有20%被当地居民搬回自家。
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对公共空间、公共秩序等一系列问题的再思考。我们没有将上述这些现象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国民素质的低或公共道德的缺失，而是通过实地调查与分析，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些现象背后的特定社会情境与特定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不仅使我们对那些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有所体悟，也改变了我们对设计的一贯理念，即设计应该去适应设计的对象而不是改变；设计不应以普遍的形式强加于那些哪怕看似丑陋的特殊对象，这种对异质性的恐惧与排斥恰恰是同质化的根源。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们于2015年开始了“花草堂”建设的实验。

未来计划

夹道“花草堂”作为一次社会实验性项目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实质性的结果，需要长期的参与和关注。因此，我们更倾向于称它为项目策划报告而不是作品。确切地讲，所展出的装置物与视频仅仅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某些意向与前期调研的结果，这一项目真正的启动是和展览同步的，并在展览结束后继续进行，可能会持续多年。与严格意思上的“项目报告”相比，我们的“报告”更像是某个事件进程的“报道”，因为它还没有最终的结果。我们更注重项目的过程，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期盼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设计得到解决，因为，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设计在社会建构中所能做的只是在微观层面上，在那些钢性规则不可规约的层面上起到某种协调的作用。

安住·平民花园项目介绍

室外装置《安住-平民花园》透视图

花草堂项目区位

北京大栅栏片区杨梅竹斜街66-76号院夹道是因数百年来居住空间扩张“挤压”而成的一条长度66米，最窄处1米，最宽处不足4米的通道。居住于此的五户居民有定居在这里400余年的老北京家庭，搬来20年左右的新原住民，以及暂住的流动人口。这些彼此相邻但相互陌生的人家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利益需求。无界景观团队于2015年初开始对这条夹道进行调研和改造，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对北京市中心老旧街区最深层级的一次介入，也是一个持续公益项目。

花草堂改造前照片

花草堂项目所在地居民情况调查

我们多次深入夹道每户人家进行访问调查，反复研究每一户居民的生活模式与利益需求，以顺应居民们的生存逻辑与趣味爱好。调研结果显示花草的种植是20位居民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我们设计构思花草堂的依据，以此使夹道空间的改造能够最大优化居民们的生活，努力实现真正属于居民们的安住。

花草堂总平面

室外装置《安住-平民花园》概念生成

首先，我们通过修整铺装、增建无障碍设施、拓宽夹道等方式改善居民的公共生活环境。其次，以建立共享花草堂的方式介入社区营造，为常住或暂居于此的五户居民建立有效的邻里交往模式，缓解在急速城市化进程因社会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缺位而造成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使居民能够通过养花、种菜等自然中介形式相互交流，创造社区共享价值，促进邻里关系的良性发展。嵌入友好的中介空间将缓解居民“暂住”衰败社区的焦虑，让暂住的流动人口也能通过种植经验的分享找到归属感。

室外装置《安住-平民花园》平面图

此次展览中，该项目分为两个部分展出。室内展览内容为多媒体视频，展现我们近年来在老旧街区改造计划中采集整理的杨梅竹斜街的日常街景，以及该街66-76号院夹道居民的衣食住行；展示我们对社区营造的思考与解决方案以及胡同花草堂的产生过程。室外装置—平民花园是由北京老旧街区中随处可见的废弃物组合而成的花池，意在反映老旧街区居民们的生存状态：无奈+希望。装置是我们用胡同居民的日用废弃物，依据杨梅竹斜街66-76号院夹道的平面图搭建而成的“实体”夹道。这些关乎人住日用的弃物无不承载过美好的心念，读取这些弃物中储存的信息使我们与之产生了共振，并以这种方式讲述夹道里的故事。装置中的多媒体视频展示的是夹道中对应的五户居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围绕“花草堂”的营造而展开的公共活动直播，以此阐述我们的设计理念，即通过花草堂的营造，使居住于此的五户居民能够在养花、种菜等共同活动中相互交流，彼此尊重，创造社区共享价值的理念。

室外装置《安住-平民花园》立面图

室外装置《安住-平民花园》开展时效果图

这是一个在六个月的展期中不断生长变化的装置，其间参观者可以通过参与播种、种植与果实分享等活动来体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室外装置《安住-平民花园》展览期间效果图，植物开始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