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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

2009年1月6日来源:作者:熊月之
1934年,上海《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收到百余篇。其中,哲学家李石岑(1892-1934)预言:不久的将来,上海租界必然收回,那时候最繁荣的地方,仍是南京路一带,不过,一些设施的功能改变了,名称也改了:
  最惹人注意的是跑马厅改为“人民公园”之一,成为人民集会的重要场所。……环跑马厅一带高楼大厦,如华安保险公司、外国青年会、四行储蓄会之类,均将改为各种博物馆、纪念堂、研究院等重要文化机关。
另一位叫潘仰葊的先生写道:未来的上海,市中心将有中央大公园,各地随处有小公园及儿童游乐园,马路上广植树木,青葱满目,一些地方会有明显变化,最突出的是,“上海跑马厅建一大图书馆,可容二万人,计二十二层,与四行储蓄会望衡对宇”。
  一个预言跑马厅将被改为人民公园,一个预言跑马厅所在地将建一图书馆。1949年以后,果然如李、潘所料,跑马厅被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周围多为博物馆之类设施,跑马厅大楼在很长时间里确实就是上海图书馆。
  李、潘并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手握大权的上海行政领导,他们在十七八年以前所说的话为什么那么灵验? 本文就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这一历史变迁背后的意义象征。

  起初是休闲场所

  上海先后有三个跑马厅,相继建于1850、1854、1862年,迭相更替,面积越扩越大,方位越来越向西。

  与赌博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赛马被与赌博联系在一起。根据邵建的研究,早期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与赌博挂钩,马赛经费包括奖金主要来自跑马总会的会费收入和洋行公司赠款。上海跑马总会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参加赛马。有些项目的骑手还必须为参赛交纳一定费用,赛马胜出骑手会得到一定奖金。所以起先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

赛马会盛况

  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

  跑马厅从一开始,便与歧视华人密切相连。跑马厅创建伊始就禁止华人入内看台观看比赛,除了跑马总会雇佣的马夫和杂役之外任何华人都不得入内。他们还禁止跑马场周围的华人居民在房子上任意开设窗口,规定面向马路的一面墙可以开设窗户,其它三面—律禁止。
跑马厅对华人的禁令,是在汪伪时期改变的。其时,日本虚伪地表示对中国人亲善,取消英美时代的禁令,华人于是得以进入跑马厅。

  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

  跑马厅中央场地,是租界最大的准公共广场,是殖民主义者公共政治活动场所,也是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每逢美国国庆、英国女王加冕、寿辰,外国重要军政人物来访,租界照例要举行阅兵活动,其地点总是在跑马厅。

  收回是大势所趋

  20世纪前五十年,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争斗、厮杀的五十年,也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迅速高涨、蓬勃发展的五十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成为追求解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的变化,跑马厅的形象,便由先前比较单一的休闲运动场所,逐渐演变为赌博销金的魔窟、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武力的炫耀场所、殖民主义权力的象征场所,成为上海最大的恶的象征。

  抗战以后的收回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租界被收回,改变跑马厅的时机来临了。
  1945年,就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刻,跑马厅发生一起特别的政治事件,即悬挂国旗和撕扯国旗事件,进一步增强了跑马厅的政治象征意义。

  历史的间断性与连续性
  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权被推翻,共产党接管了上海。政权更替,上海在意识形态、城市功能、道路名称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如“中正路”命名的道路被分别改为延安路、瑞金路,“林森路”被改为淮海路,“其美路”被改为四平路,其改名规则往往有对着干、正相反的意味。但是,对于禁止赛马、收回跑马厅的观念与1949年以前如出一辙,有着明显的连续性。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下令收回跑马厅土地,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由上述可见,赛马在上海一开始只是比较单一的娱乐场所,上海社会的反映也比较平静,以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1930年代李石岑等人的预言,四十年代“小学生”、“岳云”、《文汇报》、《申报》的议论,至1950年代的最后易名,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没有随着执政党的变化、政权的更替而变化。

注:关于上海跑马厅的研究,有徐葆润:《跑马厅掠夺国人土地纪略》,《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程泽庆:《跑马幌子下的种种罪恶》,《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65页;邵建《跑马场与近代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3年硕士论文;白玉琼:《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艰难历程》,分别从跑马与赌博、跑马与社会、跑马厅的空间意义等方面作了研究。张宁的《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8期,第97-136页,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对跑马厅的变迁、收回、跑马厅演变为人民广场的经过,作了深入研究。关于三个跑马厅租地经过,跑马厅的面积,《上海房地产志》的《跑马厅易地经过》一文据《上海道契》、《北华捷报》等资料,梳理得相当清晰,见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房地产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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