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卫艺术与现代主义的分界线上，波依斯与安迪-沃霍尔是齐头并进的人物，艺术史就是习惯于将他们两人作为前卫艺术的上线并用于区分什么是现代艺术，什么是前卫艺术，但是在前卫艺术领域他们两人的身份又是不相同的—波依斯是彻底施展了历史前卫艺术魅力，而安迪-沃霍尔开启了后前卫艺术的方向，所以到了哈贝马斯式的现代性对后现代主义猛烈抨击的时候，波依斯与安迪-沃霍尔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即在前卫艺术家(不是现代艺术)的问题上，都或多或少地绕过波依斯，而直接将矛头针对安迪-沃霍尔，可见波依斯的巫师身份救了他，使他免遭现代性的批判，而安迪-沃霍尔那种“去巫师”的做法，仍然要被精神的形而上学所不容。从这一点来说，波依斯与安迪-沃霍尔又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的前卫艺术家，波依斯是现代主义阶段的前卫艺术，而安迪-沃霍尔是后现代主义阶段的前卫艺术，这也反过来说，思想史到了现在，用现代主义武装起来的现代性都有些巫师的传统，因为他们将巫师传统想象成深刻的，因为那个是彼岸的，而“去巫师”是浅薄的，这个是世俗的。但是自从“上帝”死后，人类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社会和生活，而使人们每天都无法依赖“上帝”而生活在世俗中，所以从巫师转入具体的世俗领域是每个人的必然选择，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一个艺术家就可以不去关心它，所有的后现代大众文化就是一种“上帝”死后的民主文化，这种文化不再是先验的，而是人们自己安排的，而且还从来没有象后现代那样，这种文化不为少数人所独有，其价值标准也不出于几个寡头的独断，所以后现代社会为人们的生活自主提供了条件，这也是现代性发展出来的成果，因为现代性表现在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和它的运作模式也改变了其背后的制度与法律，即这个社会是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社会制度与法律的，并从这个程序上去讨论这种制度与法律适用时的公正和正义。这就是当代艺术的语境所产生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现象――日常生活而不是上帝是人们所要关心的主题，替人说话而不是替“上帝”说话使艺术进入大众文化。从这点来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比较安迪-沃霍尔与波依斯，即安迪-沃霍尔拥有了波依斯的什么东西，而又彻底地摒弃了波依斯的什么东西。

　　我已经论述了波依斯的两面性：巫师与社会政治批评的号召者，就是说，对以后的前卫艺术的影响并发展出了后前卫艺术，仍至更前卫艺术的是波依斯的社会政治批评的那一面，这种社会政治批评到了后现代就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人人都是以参与者而不是被安排者的身份进入社会的，尽管这一方面实践，安迪-沃霍尔并不是完全与波依斯有着必然的联系，诸如有了波依斯才有了安迪-沃霍尔。但是由于安迪-沃霍尔才将这种人们生活领域的前卫艺术真正地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