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的滋味 |
2000年的夏天，我的上苑工作室落成了，顿时感到舒展、畅快，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述清楚的内心愉悦油然而生，使那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漂移感渐渐淡去了。我有了这个属于自己独立宽敞的空间，浮躁的心恢复了平静。我一头扎进去，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十几天足不出屋。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想我想的，做我做的，四壁一片宁静。也许那就是一种禅的感觉。
童年，我生活在外祖母家，那是个斗大的石砌小院，坐落在太行山的深处。土坯垒的房屋很狭窄，屋子里除去摆放那些必须的农家家什以外，能供人活动的地方大概不足五平米。大人们做家务活，常常是当地铺一张苇席，盘腿一坐，屋里就没落脚的地儿了。只有这块地有了空闲，才轮到我出场，画画、捏泥人儿，那块屋地就是我最初的“画布”兼“工作台”。我说不清哪儿来的那股子劲，一画就是满地。渐渐地我的画就上了屋内外的墙。不管是屋里屋外，只要有一块平面，不论面积大小，都得让我给画上东西……人性的本能就有对私性空间的占有欲，何况我的嗜好行为又那么需要空间呢？这寻求一个空间的梦从那时就开始了。世界大师级的画家米罗，到60岁才实现了有自己画室的愿望。打那以后，他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出现了他艺术生涯的峰巅阶段。可以想象，一个艺术家在没有自己创作空间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压抑与郁闷。我不是那种可以称为伟大天才的人，但是，这与生俱来的涂画欲望，多少年来纠缠着我，使我那个寻求一个足够使用的空间之梦无法泯灭，那种举不起来放不下的滋味就像个人的隐私孤寂地压在心头。没有人会理睬你这种内心的苦衷，因为太个人化了，与别人无任何关系。
我上学了，记得最让我高兴的事是等到周末去画哪块校园里的黑板报。我的童年，不但没有个人的空间，也没有纸，更没有这个蜡笔那个水笔的，只有土墙、麦场为“纸”，只有粉笔头、石灰块、红土坷垃为笔……校园的黑板报就是我尽情发挥的机会和空间。读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提倡勤工俭学，我挖药材、捡废品挣到了一点钱，我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四分钱一张的白纸。而能让我画一幅对开大的画的地方就是母亲做饭用的切面板。长大后，正是无学可上的年代，我参军了。在部队的集体宿舍里是不可能给个人任何特殊的，但是，我还是壮着胆儿搞了一点特殊，那就是总比别人多个与我形影不离的画夹子。这个唯独真正属于我的平面，也是唯独真正属于我的空间，还得经常被压在被褥底下，不能影响与大家保持整齐划一的军容要求。参加部队每年组织的美术创作，不是住招待所，就是到个什么训练基地，年年搞，年年临时找地儿。参展后的画，不是放在熟人家里，就是放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这是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住房都很紧张，一家几代人挤一间屋的情形随处可见，许多人结婚多年还得不到半间住房，一个单身汉很可能一辈子得住集体宿舍……后来，我娶妻了，部队给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不但我自己高兴，就连当时在地方上的许多朋友都羡慕得不得了。我第一次拥有了能够自己独立使用的空间，最要紧做的，除了安置那张双人床以外，就是把散放在四处的画拉回来。但是，很快屋子里就堆满了画布画框和书籍，别说画画、工作，人都转不过圈来……以后的几年中，我们前后又住过两居室和三居室的楼房，又总是把最大的房间留给我做工作室。虽然，每次换房，都会增加一些空间面积，但是，那种蜂窝式的楼层，密集的住户，你会感到呼吸都是凝固的，更何况还想搞艺术?
随着国内环境的逐渐宽松，建一处画室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涌上心来。1991年，我终于开始了实际行动。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往太行山里跑了无数次，想购地盖房。但是，耗尽大半年的时间，“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因故没有做成。憋得我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冒违章之险，在我住处的六楼顶上修建了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简易房子当画室，我称之为“顶上斋”。这没有电梯的顶上斋解决了一点燃眉之急，但绝不是我的理想空间。特别是又处在闹市中心，那种无法逃避的嘈杂与混乱使你的脑际一直出现一种莫名的轰鸣，真是天不遂愿。
也正是这时，在北京郊外不同形式的画家集聚地悄然兴起。于是，我把目标转向了北京。我利用各种进京的机会进行了考察调研。我第一个咨询的人就是长兄栗宪庭，那是1994年在他于北京后海的家里。宪庭说：“要盖，就到宋庄。”他的话在我心中是很有分量的，简洁明确的几个字叫我激动了好多天。再说，宋庄有好几位从我身边走出去的画家，仅此，就足以让我对宋庄产生浓厚的亲和力。我首先去了宋庄。没想到去宋庄途中往返车辆的嘈杂以及村子外部环境的脏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后来，由尚扬先生介绍，去了门头沟。又因为昂贵的房价使我只能望梅止渴。此外，我还去丰台、小营、北太平庄、杨村，以及香堂等地方看过地看过房，但都没让我定下决心。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几年，选地的事一直举棋不定。1998年的秋天，由邓平祥先生的介绍，我来到了上苑。对这里我一见钟情——自然的村落，火红的柿子林，清澈的引水渠，以及那紫色的山峦……一切都勾起我对故乡的怀恋。于是，我的心就在这里“落棰”了。在购地中，又是几经周折，最后在贾方舟先生的院子里得到了施舍，切下了一半成了我落脚的空间。
画室落成了，解决了我的一块心病，还为它起了个名子叫“北上居”。北上，是历史上一件无奈之举。在没有战火硝烟的今天，谁愿意在走近天命之年又离故土而举家出走呢？老实说，这“空间”绝不仅仅是个物体的概念，其实它内核的精神性比那间大房子更为重要。当一个精神性的生命体被“空间”挤压得变成了贾科梅蒂的雕塑的时候，你还愿意在原地像一具僵尸一样坚守吗？2000年初，我写了“远离”、“重建”、“另类”三篇相关随笔，应该说记录了我出走北上的精神背景……我说过，人一旦精神失重就不再有安宁可言。
我走进上苑的空间，这里有蓝天白云，有清新的空气，有与画布对话时的宁静，加之四邻的高朋好友，很欣慰！我知足了！
于北上居2002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