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历时两年的精心筹划与创作，我的大型壁画和装置艺术展《另一种历史--关伟的现代寓言》自2006年10月起在澳大利亚悉尼动力博物馆举办。在这个展览中，我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形式，呈现另一种历史--中国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在将近六百年前抵达现今被称为澳大利亚的这片辽阔大地的辉煌历程。

奉明永乐皇帝朱棣之命，郑和率两万七千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扬帆出海，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共计7万多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3周有余，陆续访问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当地居民在贸易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建立和加深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相互了解。郑和首次奉诏出海是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经过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开始他的环球航行早114年；此后不久，在我的这个展览中，他又先于库克船长大约350年抵达了澳大利亚。

2002年3月，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在伦敦宣布他的研究成果说：是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的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郑和是环球的航行第一人；同年，他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美洲》，并在2003年将这本书更名为《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再版发行。加文·孟席斯在他的书中提出：最早发现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都是郑和，郑和在将近六百年前就已经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并且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殖民点。作为支持上述观点的证明，加文·孟席斯展示了他在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找到的海图、罗盘和另外几件文物。数量很有限，而且还存在争议的这几件文物能否证明他所说的这段历史事件，是否足够支持他的惊人论断，以及如何认定和怎样解释这几件文物等等，无疑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对于既往事件的研究和呈现视为解码与编码的过程。他们对新发现的文物所进行的分析和鉴定的工作，实际上是发掘与认定这些文物所携带的密码的解码过程；然后，他们将这些被他们赋予了相应身份的文物放在博物馆的相应位置进行陈列，实际上是将它们归入早在此前就已经被制定完成，并且被多数人所接受的历史程序的编码过程。因此，当观众们被展出的这些文物所吸引，并且由此联想到某个特定的时代，对历史的恢宏油然升起景仰与怀念之情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他们接受别人的解码和编码，而且顺服于这个程序的被动过程。

那么，作为当代艺术家，我是否可以通过创作对这个解码与编码的过程进行逆向操作，先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制造出一些文物，完成艺术家的编码，然后通过在博物馆的展出呈现给观众，由他们对这些艺术化的文物进行解码？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完全能够以文物艺术化的方式为博物馆观众这个很广大，但是非专业的人群提供主动参与的机会，从而共同创造艺术化的历史。

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年代久远，可供征引的文献不多，可资证明的文物也很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这种缺失却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因此可以发挥更多的想象，更自由地去构建郑和的壮举，让我的郑和船队在澳大利亚登陆，呈现辉煌的另一种历史。

中国文人存在着一种比较独特的气质，对于一件作品的创作，他们既有严肃地精雕细刻的一面；又有幽默地举重若轻的一面，并且通过这两者的融会贯通，达至完全的审美快感。这也是本展览所要遵循宗旨之一，我要求自己在展览的构成与制作上既要精细耐看，又要幽默轻松，就是说既要经琢磨又要很好玩儿。于是，就大结构而言，我把展览分为既对立又和谐，既严肃又活泼的三个部分：一，皇帝与太监；二，寻宝与海图；三，老寿星与南十字星座。

展览中共有九幅大型壁画。最初的几幅，分别展现了明朝初年的历史、永乐皇帝与郑和的生平等等，也就是早已被制定完成，并且被多数人所接受的正统历史。紧随其后的几幅，则是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想象成分的出海寻宝、抵达澳大利亚，以及跨越时空的，实际上发生在清朝的中国人来到澳大利亚淘金的画面。除了这九幅大型壁画，我在可供利用的展厅其它平面上，比方天花板、地面平台、立柱和一般观众意想不到的其它角落里，还绘制了许多小幅画面。这些画面的图幅很小，但是非常引人注目，与大型壁画构成在意象、色彩、内容等方面既疏离又紧密的联系，给人以整体的视觉冲击。

我在最近的几年里创作过很多大型壁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型壁画的特点一是空间不受限制，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二是因为是现场制作而带有比其它形式更大的即兴与变通成分；三是这些作品通常都是临时性的，展览结束后会被全部涂掉不留痕迹。作品并非天长日久的现实，会对艺术家的心态产生巨大的影响，艺术家在创作时会因此更加专注于纯艺术的思考，摆脱作品商业化的干扰。这个展览中的壁画，可以说是我这几年在壁画创作方面的总结，创作规模大，绘制时间长，在我的艺术家朋友与助手赵宝康、金沙、杨熹发和侯松鹤的协助下，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全部绘制完成。

除了壁画，在展览中我还利用了动力博物馆收藏的古钱币、古陶瓷、古家具等大量文物，以及另外一些实物展品。我对进入展览的这些馆藏品进行了重新编排和命名，也就是赋予它们新的身份，让它们参与叙述另一种历史。例如老寿星和它的故事：礬石雕刻老寿星是悉尼动力博物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征集到的文物，据记录，它的出土时间是1879年，出土地点是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附近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榕树下，出土时被树根紧紧缠裹。有关这件显然产自中国的文物为什么会在澳大利亚出土，是郑和船队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几百年前把它带到澳大利亚等等，至今还是谜。既然它的身份至今还是谜，我就干脆用它重新编排了一个有答案的故事，请它在另一种历史中现身说法--在中国典籍中，老寿星号称南极老人，是夜空最南端的一颗星；于是我把它和澳大利亚天顶的南十字星座相结合，让我的郑和船队在北半球航行时以他们所习惯的北斗星为坐标，穿过赤道进入南半球航行之后，以他们眼中的老寿星，也就是南十字星座中最亮的恒星Acrux为坐标，向着南极老人照耀下的土地前进，终于抵达了澳大利亚……然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移民沿着郑和开辟的航线，仍旧是在老寿星的引导下踏上了这块神奇的南方大陆，开始了昔日的淘金、寻宝和今天的求学、就业。老寿星和它的故事被我安排在展览的第三部分，通过两张大型壁画和老寿星展柜，以及放置在另外两个大型展柜中的其它移民文物，集中呈现郑和船队前往澳大利亚的经过和由此开始的南北交流，中澳交流。

将馆藏文物引进当代艺术展览，并不仅仅是对博物馆资源进行再度开发与利用，也不仅仅是单纯地增加了博物馆的参与程度；把获得了新身份的文物作为既是艺术的又是现实的装置作品整合于当代艺术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项新的试验。

通晓阿拉伯语的学者马欢是郑和船队的随行翻译，他的著作《瀛涯胜览》出自他参加郑和船队远航的沿途见闻，对现今为越南、马六甲、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等地的风俗和特产有着图文并茂的记载。以马欢的文字和明清两代的多种《山海经》绘本为参考，我为另一种历史创作了三十余幅以人物、植物、动物、地图、海图和牵星图为内容的仿古图画。这些用镶框悬挂方式展出的单幅图片使用了考古、历史、航海、气象等诸多方面的人文与自然因素，就形象而言又均有澳大利亚特有物种为蓝本，全方位地展示了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仿古图画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展览的内容，有效地调整了节奏，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局部观赏性，从而有节制地拓宽了基于博物馆空间的展览范围。

真文物与被视为文物的仿古图画的同时空展示，在观念上打破了传统展览类型的界限。概念和作品的真伪并存，造成了难以给我的这个另一种历史明确定位的现实，观众们可以把这个展览看成是考古与历史文物展，可以把这个展览看成是工艺美术及民俗艺术展，也可把这个展览看成是平面与装置结合的当代艺术展，而这正是我在这个展览中所追求的另外一个目标。

在另一个历史的呈现过程中，我还充分地注意到了澳大利亚的文化资源。从社会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因素，我引申出原住民文化、殖民文化、多元文化等内容；从海洋、岛屿、内陆荒漠的再现，联系到航海、探险、寻宝、移民，直至全球化的影响和应对……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它的存在，有力地推动我探索新的视觉表达方式。

不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还是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都存在着超出于事件本身，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这些解读都是解读者使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观念对郑和的再认识，并且通过自己的解读给予作为符号的郑和众多的新意。作为出生在中国，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当代艺术家，我所创作的这个作品是以个人经验为出发点：起初，我把自己的创作活动置于郑和下西洋这个事件之中，使创作成为这段历史的组成部分；然后，随着事件情节的展开，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又促使我必须对正统历史进行颠覆；最终，我的郑和船队终于抵达了澳大利亚，对除原住民外是英国人首先抵达澳大利亚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构成了具有关伟特色的另一种历史。

另一种历史未必就是历史，呈现另一种历史的目的是不过是颠覆单一的意识形态，释放自由的想象。今日的我们生活在充满紧张焦虑的环境之中，我衷心地期望我的郑和船队所带来的另一种历史能够促进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互施友爱，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