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收藏是从“星星”开始的，我就讲从“星星”到“80艺术时代”这两个时期，我对“星星”到“85思潮”到“89”的这些认识。我是从“嘉德拍卖”，好像一般的收藏家不知道这件作品，我特别喜欢这件作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当时是那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几件作品之一，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卡巴霍金）的《沉默》，这几个当然一个就是黄锐、再一个是王克平，这是“星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是“星星”之外的（洪国栋），洪国栋和我刚才说的周民都是“星星”时代的，但是属于“星星”时代那个时间的。“星星”时代他俩应该是在一起工作，当时我觉得这件作品对我比较重要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它把我们那个时代的那种背景呈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整个的思想启蒙，或者说是从哲学的这种夺魂影开始的，从尼采、巴克、弗洛伊德、黑格尔，都是从这里面开始的，我觉得尼采和巴克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的存在与虚荣也是我们现在反复考虑的这类事情，我们做的所有的一些为了寻求一种存在感。

现在所有做作品，我做收藏也是。按照所谓的艺术史这个线索去做，就是说明我存在的有价值感，这种价值感出现了，对所谓的国家是有意义的。
   
他的著作存在有虚荣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生命也可能就是虚荣的。这个是洪国栋画的水、画的共鸣，这个画家就是前面这个作者的，所以也挺有意思。画得还是很好的，这件作品是79年，这个不用说，王克平这件作品实际上代表了“星星”时代那种东西，基本上可以用这一件作品来概括，对他、对“星星”的评价基本上也是用这件作品可以概括了，就是一个对民主的诉求。实际上我们那时候还小，还是87、85之后还是要成熟一些。但是这个时期的对比还是一个中国新启蒙运动时期的这样一个背景。我觉得新启蒙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自由和民主这样一个主题。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讲另外一个个案的时候，是放在“星星”里面和放在我们在“星星”对“星星”的整个的评价的里面来看个案。我觉得黄锐在“星星”时代的意义被那个时代的这种对民主诉求和政治前卫的这样一些看法覆盖掉了。我们大约看一下他的几个时期，就是他早期有一些立体派的这种绘画，这种视觉上的实验，这个应该叫“我们的信仰空间”，是形体上的绘画。从重点上我想说这件，这件是81年的作品，这件也是81年的，这两件。我待会会重点说一下，后面的那些跟图像构成和四合院有关系的。
   
当时我们所有的资料都看不到这些作品，看不到这种作品。因为它没有被某些书收录过，所以在我们艺术品的描述里面，从来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看这两件作品会有什么感觉？

管艺先生现场演讲

我说的是黄锐，这是黄锐的个案，刚才放的这一组全部是黄锐的。我们以往的艺术史的描述里面，就是说对“星星”来讲都是民主的诉求，就是对民主自由和政治自由，对艺术的认识还是创造现在主义的这种诉求的经历来描述的，没有说在艺术上有多么深刻。那个时候对那个时间的意识上，在艺术实践上的一个更深的认识没有。
   
实际上，我原来对这个“星星”也是这样看的。就是他那时的作品更多的是民主诉求的这样一些作品，多少带有一点现代主义、形式主义早期的那种实验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在想，85以后到89又多一个主题，叫85-89观念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部分。当时有认为中国的那种观念艺术也是在85以后，因为我们过去是在黄永平的一件作品里就想表达绘画，那件作品是中国“达达”和观念艺术一个分水岭的部分，那个作品是彻底觉悟的一个作品。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件作品有没有认识。
   
这件作品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时间里，出现这组作品实际上还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这样一个绘画，定在这种一个抽象的绘画里面，就我们即便是现在把这些白毛女和这些造型和拼接的东西拿掉，在这个时期，单纯的这种纯形式的抽象主义表现形式这种绘画已经是非常高明了，已经是非常好的作品了。因为我对白毛女，这个时候有人知道白毛女、有的不知道，如果你是不自觉地进入了达达的状态，他只见到了毕加索、巴洛克的早期的、有一点戏剧语言。而今天他又把这些什么元素加进去了呢？把我们现实的主义的东西加进去了，导致这个白毛女和抽象表现艺术的色彩构成造成了一种荒诞的画面，而这种荒诞就是巴洛克。虽然他是不自觉地进入一个“达达”的情景里面。所以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达达”都不自觉地往前推进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因为（黄武平）最早表达绘画是85元素。有就是光从这一点上说，艺术史有新的考古发现。或者艺术史的意义就在于反复的不断地重复艺术实践。
   
这些是那个时间的信件和报纸拼接起来的，大家对这个时间“星星”的所有的绘画做一个了解的时候，还可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你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对整个的我们看这些艺术家，在五年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在艺术上变得这么丰富，如果说是对他的个案的一个处理也许有另外一个发现。

台下观众细心聆听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发现，我们从我们的“星星画会”开始启蒙的时候，我们单纯地来看，那个时间的我们的早期的艺术家敬兰社那个时期的艺术家，他们在这个艺术上的实践实际上都没有更加地深入，都是因为当时整个了解西方的现代主义早期的一些形式训练过了，敬兰社成立大概31年32年，没几年中日战争就爆发了，中国战争开始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关于现代主义形式上的实践没有太多的时间，到了37年以后，就是国内战争已经是被现实主义所取代了，现实主义不是说它不要取得。因为现实主义它一直是比较适合去描述的，因为它最有主动性，跟人类最近，我们看，在现实主义的这种历史的时候，现实主义通过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是有价值，我们往前推的时候，就可以追到几位大师，你在推到这些大师的时候，对应的背景全是跟革命、跟社会主义有关系。现实主义的一个开端就是跟法国大革命有关系，法国大革命是时间是比较早，大卫，大卫应该是第一个现代主义的大师了，之后是西里科，然后是法国库尔贝，像德国的梅太尔和苏联的列宾，都是非常好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
   
你再看老美的时期，他们都是对现实主义出了大师的时候，或者对应的时间都是跟这几个观念有关系。就是跟革命有关系，跟这个艺术家跟人民站在一起有关系。那段时间，一下子国内战争之后，我们整个的艺术实践就转到现实主义了，现实主义比较有用。实际上到32年以后，毛泽东延安座谈会以后基本上就是被“社会主义艺术为人民”的这样一个口号定下了一个基调，所以那个时候的势弱，基本上没有太多关于形式主义实验，再有就是一些人在国外，像赵无极或者是在台湾、在香港，这些人是可以做的，虽然那些人在艺术上取得的实践，我看个人得发展线索也不是特别强，还是很整的。
   
实际上我们从黄锐的这一系列画上来看，我们从最开始看，这是早期的历史主义的，到逐渐对历史的实验，这个时间，我说刚才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构成的，到整个的后来的越来越多的四合院式的这种集锦，逐渐逐渐把具体的具像的形象逐渐消失进入一个抽象的色彩构成里面。我们看后来基本上就是像蒙德里安的个人主义的这种概念。我觉得这里面基本上很吻合，我跟黄锐也聊过，他自己说他没有一个对艺术史的认识。
   
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说他早期的绘画，他最敏感的应该是在上海，虽然我们在上海做出了历史主义的伊拉克和布拉科时期。作为黄锐来讲，从这里中央美院主义这里到他后期的作品，实际上可以推到蒙德里安的时期。蒙德里安也是这样一个思想，他跟他的艺术实践，造型上的艺术实践跟西方的几个脉络不谋而合，非常吻合的。

那时候他的动机和创造理念不是西方的，只是他们的一个理念。蒙德里安对这个构成的认识跟他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黄锐形成这种一个原因，他这个叫“空间构成”，跟我们四合院，他是把它抽象化，而且把它象征化了，把一些东西具体了。
   
我想我们在这里不要耗费太多的时间，我只是说，我们在重复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很多，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用心的话，你会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就看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你做好了什么样了准备，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节选 现场录音记录整理，人名多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