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故事还是颂扬历史，过去靠的是一支笔。一八三九年之后，人类发明了镜头，它使纪录变得客观性多于主观性，并更多地由贵族化倾向平民化。

创造文字本身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使用它时就不可避免地再现个人想像的空间，因此局限。

改变局限，创造无限，是摄影的追求。至于个人，在这种文明的追求中，又加进了表现其思想特质的主观性。这又让摄影由单纯趋向复杂，让这门最年轻的艺术成为最丰富多彩的艺术。

摄影术发明之前，人类纪录图像非常奢侈。即使摄影发明之后，在十九世纪也还是少数人的专享。当摄影成为新闻的表现手段，当瞬间成为永恒，我们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

每一个时刻都是重要的。

每一个事件都是重要的。

因此，纪录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事件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是李振盛先生香港回归的见证，十年一瞬，让我们重温历史。

香港百年（1897-1997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香港回归的十年（1997-2007年），却是我们民族一个良好的开端；用镜头通过平民化的视角纪录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李振盛先生只是其中一位。

所不同的是，李振盛先生是一位以新闻摄影为终生职业的知名摄影家，而纪录香港回归又不是他为职业所服务。职业的敏感让他的每一个镜头在相同中体现不同，在不同中拥有相同。

怎样拍摄，是摄影的初始阶段；谁在拍摄，是摄影的另类标准判断。这个判断，实际上是经历，美学，观念以及技巧综合体现，因此显得独特而优越。

这种优越包含了摄影家的全部修养，包含了他对一个事物的价值判断，摄影帮他不再是单纯纪录，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充分表达。

德国的摄影批评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大众传媒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产生了一种完全自由的文化。实际上，当这种“大众传媒”不再功利化，不再明显拥有指向性，它就更加接近这种“完全自由的文化”。

这正是李振盛先生《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