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故事还是颂扬历史,过去靠的是一支笔。一八三九年之后,人类发明了镜头,它使纪录变得客观性多于主观性,并更多地由贵族化倾向平民化。
创造文字本身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使用它时就不可避免地再现个人想像的空间,因此局限。
改变局限,创造无限,是摄影的追求。至于个人,在这种文明的追求中,又加进了表现其思想特质的主观性。这又让摄影由单纯趋向复杂,让这门最年轻的艺术成为最丰富多彩的艺术。
摄影术发明之前,人类纪录图像非常奢侈。即使摄影发明之后,在十九世纪也还是少数人的专享。当摄影成为新闻的表现手段,当瞬间成为永恒,我们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
每一个时刻都是重要的。
每一个事件都是重要的。
因此,纪录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事件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是李振盛先生香港回归的见证,十年一瞬,让我们重温历史。
香港百年(1897-1997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香港回归的十年(1997-2007年),却是我们民族一个良好的开端;用镜头通过平民化的视角纪录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李振盛先生只是其中一位。
所不同的是,李振盛先生是一位以新闻摄影为终生职业的知名摄影家,而纪录香港回归又不是他为职业所服务。职业的敏感让他的每一个镜头在相同中体现不同,在不同中拥有相同。
怎样拍摄,是摄影的初始阶段;谁在拍摄,是摄影的另类标准判断。这个判断,实际上是经历,美学,观念以及技巧综合体现,因此显得独特而优越。
这种优越包含了摄影家的全部修养,包含了他对一个事物的价值判断,摄影帮他不再是单纯纪录,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充分表达。
德国的摄影批评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大众传媒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产生了一种完全自由的文化。实际上,当这种“大众传媒”不再功利化,不再明显拥有指向性,它就更加接近这种“完全自由的文化”。
这正是李振盛先生《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