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

农历戊子年十二月十二日（1949年1月10日），王和平出生于福州市下杭路一个商业家庭。父亲王瑛昌经营“建昌土产行”，在上海、香港、以及闽北顺昌县、洋口县都设有分行。他将海产品和盐由福州运到顺昌、洋口，山区的干果、大米、土纸等运到福州销售。同时，也将山区和福州的特产运到上海、香港经销。王瑛昌善于经营，生意十分红火。在福州郊区洪塘乡添置了大片水田和果林，并建有一座大宅院。

祖父王慈文在学校念了八年书，毕业于英华中学。20世纪初，学潮不断，他没让两个儿子上学校。王瑛昌（生于1914年）和他的哥哥上了六年私塾。由于长兄不会经商，王瑛昌16岁时即接替父亲做生意。18岁时，与游仪珍（1914年生）结婚。游仪珍是建新乡大户人家小姐，貌美、贤惠，他们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王和平最小，他与两个哥哥留在父母身边，住在下杭路。三个姐姐住在南后街一个大宅里，由外祖母照顾。下杭路位于福州城南，毗连闽江。当时货物运输主要靠水路，福州市商贾大多住在上杭、下杭路，所以这一带贸易十分繁荣。

王和平小时候聪明可爱，母亲每次外出总是带着他。他从小喜欢画画，经常用粉笔或砖块在地上、墙上画孙悟空、关羽。画完，总爱听大人们夸奖的话。哥哥、姐姐们下棋、打扑克没有理睬他，他便冷不防地打翻棋盘或捣乱扑克牌。那时，正值“抗美援朝”，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美帝”（美帝国主义）。

1953年，他入下杭小学幼儿园。两个哥哥在这所小学念书。1954年，王瑛昌经营的“建昌土产行”，实行公私合营，财产归公，每月拿“定息”。王瑛昌调任南街“公益商行”副总经理。于是，举家搬到南后街那栋房子。王和平也转学到鼓二小幼儿园。

南后街在城市中心，毗邻三坊七巷。那栋房子很大，前面的一部分租给林际阳医生开诊所。林医生是位著名的痔疮科专家，中西结合，自配药品。20世纪60年代初，曾与儿子应邀到北京为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治病，其儿子就是当今著名书法、篆刻家林健先生。

在南后街住了一年，王瑛昌调到商业批发站任会计。一家搬到离批发站较近的延平路。房子是传统三进式的，每一进都有天井和厅堂，之前全部租给一位开纸店的老板，搬来时，要回一半房屋。

王和平小学时已经表现出绘画天赋。他不仅负责班级的墙报宣传工作，而且从四年级开始负责学校黑板报刊头绘画。

他的父母对儿女要求很严，不论是家庭富裕时，还是以后生活困难时，都要求孩子们努力学习，自强不息。树立“修身、齐家、平天下”，人立于世，“立德”为根本，“立功”为己任的儒家思想。王和平学习成绩很好，考入福州八中后，即分配在“三•二制”快班—初中三年、高中二年，缩短一年中学教程。班上只有42位同学，学习都很自觉，大多数同学并不满足学校的教材。有一回，数学老师见许多同学不注意听讲而在做课外习题，很不高兴，说：“我出几道题，谁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以后可以不用听课。”随后，即在黑板上写了三道“难题”,结果，班上不止一半的同学做出了“难题”。其中一位同学还用多余时间在答卷后点评了这三道题。这位数学老师非常高兴，从此上课他总是先在黑板上写几道“难题”，不听课的同学可以在课堂上做习题或看参考书。此事传开，其他老师纷纷效仿。王和平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初中二年级，他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宣教委员，负责班级宣传工作。

1966年6月3日上午，第一节英语课开始不久，窗外传来了“造反歌”。操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造反有理”的歌声震耳欲聋。课无法上了，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道题，还布置了作业，说“明天来检查”，说完就走了。可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40年。前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上，王和平与老师回忆起那最后一课，感慨万千。

“文革”开始后，王和平仍在家里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组装半导体和交流电收音机，希望有复课的一天。1966年11月，全国红卫兵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开始步行大串连。王和平也与班上几位同学组织“南征北战部队”，从福州徒步前往广州。每天走近百里路，有的同学不堪重负病倒了，一千多公里路，走了两个月。

1968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饭后王和平父亲提出就业问题。书是没指望念了，应该学一种手艺，而从小娇生惯养，体力活是无法做的，讨论最终没有结果。那晚谈话对王和平触动极大，他第一次考虑生存问题。不久，他认识了画家高季笙。当时，高季笙白天为各单位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晚上在家画梅、兰、竹、菊等国画。家里很快地添置了绘画工具，在高老师的帮助下，王和平开始学画。年底，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王和平作为800名同学中的一员参加了福州八中第一批上山下乡队伍。知青时期1969年3月15日傍晚，福州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唱着毛主席语录歌。父母噙着泪水紧紧地拉着从车窗里伸出的儿女稚嫩的双手。火车一声长笛夹着车上车下一片呼唤声，载着“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离开了福州。半夜，车厢里有人发现火车不动了，带队的工宣队员打开车门，不少人跳下车去。这节车厢孤独地停在铁轨上，四周没有人家，路旁是黑乎乎的大山、大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他们乘的是货车，也没有车灯，女同学大都吓哭了。铁路工人告诉说：“来迎接的农民在对岸的贮木场里。”王和平和两位同学通过很长的铁路桥，在大洲贮木场里找到了接站的农民。农民很快将大家的行李都搬到贮木场礼堂，百余人在礼堂的舞台上睡了一夜。

天朦朦亮，同学们分乘几辆车。一路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王和平与同班同学林人杰、黄瑞宜到建瓯县迪口公社（镇）龙北溪村插队落户。公路在村后的半山腰，从公路沿着羊肠小道要下四百多级石阶才能见到村庄。据说，原先公路是要经过龙北溪村的，由于村里人怕冲了风水，才改道的。

王和平住在桥头农民房子的阁楼上。房间很矮很小，原先是用来堆放农具杂物的。刚来时没有电灯，一年之后，大队电站才建成。因为电力不足，晚上十点就熄灯了，他便在油灯下读书、画画，忙到深夜。

王和平很快学会插秧、割稻、犁田等农活。1971年，农民们推选他当生产队副队长。山区的气候寒冷，双季稻的生产期不足。大队（村）长派他到公社学习卷秧技术和蒸汽育秧技术。搭棚用蒸汽催苗的新育秧方法改变了原先春暖后才开始在水田育秧的传统方法，节省了水稻在田里的生产期。王和平到各生产队推广新的育秧技术，与农民们更加贴近了。他能写会画，经常到公社画宣传栏，画毛主席像，以及布置会场等，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位知识青年画家。年底，他为大队部建立广播站，并调到大队部担任出纳。大队出纳员在大队部工作，不再下田劳动，三餐有通讯员（兼炊事员）负责煮饭，真可谓“衣食无忧”。王和平获得更多时间自学绘画，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农民来大队部请他画像。他喜欢龙北溪村的山山水水，也喜欢那里朴素憨厚的农民。30年后，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发表于《福建日报》，题目为《龙北溪村》—那山村不大，大约有三十多栋木房。龙北溪从村中穿过，溪面很宽，有二十多米，水深没膝，清澈见底。溪中鹅卵石与突兀的礁石使流水或迂回、或激浪，潺潺不息。成群的小鱼若浮空，或聚或散，向上游追逐着。溪上架着一座木桥将两岸村庄连接起来。桥面很窄，没有扶栏，只容一人通行。黄昏，农民荷锄而归，总是聚集桥头一面聊天一面等待过桥。夕阳西照，流水推动着映在溪中的彩云，四周在晚霞中金灿灿的。牧童挥着细细的竹枝，吆喝着，赶着三、五只水牛趟水过溪。离桥不远的一架水车不停地转着，时时地发出依呀、依呀的辘轳声和哗啦、哗啦的泼水声。山村宁静而又欢快。村的周围都是大山。半山腰有一条公路，汽车很少，车后扬起的黄土漫过树梢在村中隐约可见。山坡上有许多杏树。每逢开春，朝阳初上，只见到处是雪白的杏花。瓦上、路上、桥上以及远处的树梢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霜，白云缭绕着山峰，绿装素裹，俨然一派江南山间春色。陶潜若能见此，一定撰有《杏花源记》了。
我刚到龙北溪村时，住在桥头的农民家里。在那里大约住了一年，因为房东要用房，所以搬到村头的一座独立木屋的楼上。我在朝南的墙上开了一个窗，用塑料薄膜代替玻璃，屋子显得非常明亮。农余时，我看书、习画。晚上10时后，村电站便停电了。我点起小油灯，独自忙到下半夜。村民们待我很好。小屋常常挤满了人。我和他们拉家常，谈城市见闻。有时也为他们画像，将画送给他们。有一次，有位年青农民向我要画。他说，我的画纸薄用来卷香烟很好。我哈哈大笑。

到龙北溪村插队落户时，我刚满20岁。在那里生活了六年，没想到我会成为专职画家。美丽的山村陶冶了我的性灵，大山铸造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六年的山区生活，成为我继承传统田园文化的生活积淀，在孤寂的生活中感悟到世俗之外的新境界。现在，我虽然在大都市生活，但闭门创作时，思想便回到大自然中，常常见到龙北溪村的青山、白云、小桥、溪水。我刻了一个印章“闭门见山”，钤在画上。1972年初秋，公社文化站一位干部来龙北溪村，带走了王和平新创作的两幅画《雨夜出诊》和《送秧》，参加建瓯县文化馆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文化馆陈德老师是长期从事美术创作的著名版画家。他看到王和平的两幅画后，对文化站的干部说：“这孩子有灵气，请他来参加培训班。”那时，全省不少画家、美术教师下放到建瓯县。为培训班上课的都是专业很好的老师。王和平来到县里，参加一个月的美术培训班，进步很快。陈德老师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就在这里学画吧！”王和平如鱼得水，留在文化馆当临时美术员，每月工资36元。当时36元已经是高收入了，陈德工资才42元。他辞去了龙北溪大队出纳员职务。

在陈德老师指导下，王和平一方面进行美术基础训练，一方面从事美术创作。版画作品《救耕牛》、《育秧》、《响了》等发表于《福建日报》。他成为《福建日报》美术通讯员。1973年春，他到养鸡场画了大量速写后，创作了中国画《禽场哨声》。这幅画参加“福建省美术作品展览”后，省文化厅决定送北京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指派沈长城进行笔墨加工。这幅画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画新作》画集，并出版于1974年挂历。

1973年秋，王和平参加了大学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文化课成绩和专业成绩都很好。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招生老师告诉他：“已列为正取。”当时美术系在建瓯县仅招收一名。得到消息的王和平回到龙北溪村收拾行李。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报纸刊登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批判只专不红，要求政治因素第一。经过重新政审，王和平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回到县文化馆，他曾经一度颓丧，在陈德老师不断开导下重新振作起来。陈德老师的为人处事，创作理念，深深地影响着他。20年后，陈德逝世，他在《闽北日报》、《福建日报》上发表文章《寸草春晖》，缅怀恩师—记得1972年早春，闽北还十分寒冷。建瓯县（现建瓯市）展览馆后面的一排灰色的平房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这里是县文化馆的创作室。清晨，忙了整个通宵的我走出创作室，深深地吸了一口沁心的空气。陈德老师来了。他个子不高，40开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棉衣，消瘦的脸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含着笑意。他惦记着我的创作，提早来到画室。他认真地看着我画了一夜的中国画《禽场哨声》，不断地抽着烟，思考着。陈德老师是著名版画家，他的学生也大多创作版画。我首次以中国画形式创作。他拉着我坐下，肯定我的创作构思，并对人物造型和鸡群动态等问题提出意见。我急于求成，反复画了几张都没能画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德老师鼓励我，帮我收集资料，陪我画到深夜。我还在老师指导下，画了大量人物速写，到养鸡场画了大量写生。《禽场哨声》经过一个多月加工有了改观。这幅画参加了福建省美术作品展览，发表于《福建日报》，并出版于《国画新作》画集、1974年挂历。

那时，陈德老师的生活十分艰苦。在鼓楼层楼上，不到20平方米的起居室住着一家六口人。老母亲卧病在床，一家人靠四十多元工资生活。食不足饱腹，衣不足暖身。冬天，他常常脱下那件旧棉衣披在小女儿芳芳的身上。每当我看到仅穿一件枣红色的旧毛衣的老师时，总是感到一阵阵心酸。在那样的环境里，陈德老师仍然创作了大量作品。表现林区生活的版画《源源不断》，表现干部关心老百姓的《促膝谈心》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他言传身教，教育下一代如何做人，如何对待事业。前几年，他出示保存了二十多年前的我第一次参加画展的作品《送秧》、《雨夜出诊》，教导我在困境中要看到希望，要保持奋斗精神。

陈德老师治学严谨。他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题材即画出草图，然后反复推敲屡易其稿，上板后日夜雕刻，一气呵成。凡见过他创作的人，无不为其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所叹服。他的版画作品生活气息浓厚，黑白有致，刀法细腻，感染力强。在60年代，作品屡见报端。20世纪80年代，作品构图奇特，意境深邃，形成风格。他是全国著名的版画家，全国版画家协会理事、省政协委员。

陈德老师对美术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人品与画品影响了在他身边生活过的许多画家，学生遍布全国各地，有些已经是著名的画家。他从不炫耀自己的成绩，不断培养年轻一代。20世纪90年代初，建瓯少儿版画又以其独特的趣味和面貌蜚声海内外。目前，建瓯版画已经形成了五代人才辈出的局面。
每当人们谈到建瓯美术，总是常常提起这位慈祥老人的名字——陈德。

美工时期

1974年12月，王和平的父亲退休。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他补员到东街口百货大楼工作。恰逢春节布置，王和平被安排在美工组帮忙。他的绘画能力很快得到赏识。一年之后，就担任了美工组负责人，并派往上海参观、学习。一个月后，他回到福州，应用新的装饰材料，使东百大楼面貌焕然一新，临街的四个橱窗格外引人注目，他在橱窗中陈列自己的花鸟画。福州画家开始关注王和平，这时他遇到了另一位老师—沈觐寿。他在《堂堂正正 儒雅宏达》一文中谈到那段经历：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东街口百货大楼工作，时常将花鸟画挂在橱窗里。有一天，工作室来了一位老人，个子不高，四方脸，举止温文儒雅。他自我介绍：沈觐寿。其气质使我肃然起敬。沈老开门见山地批评：虽能画，不能书。并说，学画必须能书，方知用笔。从此，我拜沈老为师。事后，朋友笑谈：沈老上门收徒。
我先学颜鲁公、李北海，后学王右军、王子敬等。学习书法除了得到笔法训练外，并使人亲近传统文化，对中国画加深了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到画院。沈老也天天在画院挥毫作书。身行言教，使我受益匪浅。沈老对待书法神圣、严肃，80高龄还经常临习颜鲁公诸帖，在日常生活中却调侃风趣。一天，他来到画院显得十分高兴，说：“刚才看到一幅好画，是廿年来所未睹。”问及谁之画？他说：“在南后街裱褙店，那画贴得很高，我搬来凳子，登上一看，乃是我廿年前所作之山水。”在场人皆哈哈大笑。沈老早年所作山水纯水墨，似吴门一派，精微可观，所存极少。晚年偶作梅花，亦纯水墨。其书法博大精深，得力于多方面修养。

艺术家的技法可以学而得之，而其气质、品德不可得。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品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沈老为沈葆曾孙、林则徐外曾孙，出身名门，天生气质，故所作堂堂正正，浑厚宏达。当今书家若非得之性情，纵然尽毕生精力，也不能得到其地位。“道成而上，艺成而下，道成艺成”。中国书画艺术是一个综合性载体。在点画之间流露出艺术家的情怀。点画功夫必须做池水尽墨的努力，而逸情高怀则必须广闻博览、勤思勤修。沈觐寿先生耄耋临帖，以身示教，他的儒雅宏达的气度深深地影响了王和平。在《中国书画》上王和平发表了《法书的气度》—百里奚穿仆人衣服潜出秦国，因其气度不凡，楚人擒之。后为丞相，可见气度溢于言表，伪装不住，强为亦不可得。作书须有法，无法不能言书。书之优劣以气度为先，气度无以言之。气度在法外，所以佳书难得。

人之气度不同，人之气度各时期亦有差异。年轻时初入社会，遵守法规，以其年丰恃才傲世；中年阅历渐深，出入法度，左右逢源；老年忘乎法度，纯是天真。年轻时作书须规矩，于法度中见才情。所作渐丰，自有法在，始成一家。庖丁解牛，道理自在。若阅历不足而强行老道，东施效颦，终为人所耻笑。先有规矩，后以规矩发人才智，终离规矩得天真神态。

气度不可教而得之，然可以文养而得之。“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气度乃修养之体现。读书而博学，惟博学方能气度不凡。若有非凡之气度，自然入高雅境界，可与先贤比肩矣。偶一作书，令先贤歌笑出地也！一帧法书非凡之气度溢于纸上，光彩照人，世间明眼人如见之敢不叹服。同年，王和平拜郑乃生为师，学习花鸟画。郑老原在西安美院，退休后回到福州，工写皆能，见多识广，勤思善画。

1979年1月，王和平与黄哲小姐结婚。黄小姐天生丽质，勤俭耐劳、朴实孝道，成为王和平生活中得力伴侣。
20世纪70年代，王和平创作了很多人物画作品。有以农村业余球赛为题材的《进场》；有以知青读报为题材的《新声》等。主题画创作是先选题，塑造人物形象，最后用水墨来表现。这种创作模式渐渐地使人感到远离文心和精神品格的乏味。从沈觐寿先生学习书法

后，每天上班先临帖半小时。这一习惯也得到单位领导的认可。晚上，在家临摹古画，学习笔墨技法。先从《芥子园画谱》开始，后学海派及扬州八家，上溯宋元诸家。开始关注以写意精神为主要的审美特征，以“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作为基础的“六法”法则。最后他选定花鸟作为创作素材。

画院时期

1982年12月，王和平调入福州画院任专职画家。1983年5月，郑乃邀为国务院紫光阁作画，王和平随同入京。当时，东郊民巷15号宾馆聚集了众多名家：黄胄、何海霞、谢稚柳、许麟庐、田世光、俞致贞、董寿平等。数月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名师指点，王和平茅塞顿开，艺术追求更加明确，艺术之佳境已见端倪。王和平还为人民大会堂、首都机场作巨幅画。深得京都名家好评。返榕后许麟庐还多次来信，赞扬其才华。
从那以后，王和平更加注重品格修养，开始系统学习王力《古代汉语》，每周二、五到福建师大中文系听课。他自觉地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使艺术创作获得无尽的源泉。1984年5月，他随郑乃南京、黄山等地写生、作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王和平遵循古训去努力，去追求艺术真谛。他的好友王孟奇在《画友王和平》一文中，这样评论：“和平为人踏实、务实、不慕虚名。他的画曾受业于能工善写的花鸟画名家郑乃先生，又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福州画院专职画家。涌泉书画社副社长，名师的悉心指点。良好的工作条件，加之自己的努力与才情，对传统技法的掌握已可说是驾轻就熟。若以笔清墨妙论之，和平该是足当领受的。中国是有数千年文化的古国，中国画经过无数前辈的艺术积累，已树立起极高的历史标准。多少有才能的画家也许能自傲于当世，却难立于历史。只有愚狂无知之徒才敢藐视自己的历史。和平的勤勉踏实与诚恳，除他天生的秉性，还有他认识了中国画艺术标准的高度，努力才有希望。”

1985年秋，经刘勃舒先生推荐，他离别刚满周岁的女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一年。在美院除了从导师那里获得指导之外，还经常与同学们讨论绘画现状。当时适逢“八五思潮”，美术界的思想极为活跃。寒假期间，他从北京出发经武汉过长江三峡到宜昌，赴昆明再乘四天半汽车到云南思茅，在西双版纳写生一个月。1986年2月，返程经四川，游峨眉山、青城山，北上到西安，登华山，到山西参观芮城永乐宫壁画，再到洛阳参观龙门石窟，经郑州回到北京。宋朝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沃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查查漠漠，莫非吾画。”王和平在画中题道：“平时读书，昂慕前贤高岸之气。每当作画寄寓所好。而墨中清气乃山林之所厚贶也！”名山大川铸造其博大胸怀，所以笔墨不凡。王和平以西双版纳热带林为题材创作的《雨林鸟喧》参加中央美院毕业画展，并发表于《美术研究》。

那年秋天，美院进修结业后，王和平和边平山到石家庄访季酉辰。他们在怡文阁楼上，交谈了三天，决定办一个画展，邀请各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研究、有继承，并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画家参展。石家庄有个“乡土艺术公司”，老总曾留学日本，愿意出资赞助。于是，三人决定1987年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并很快联系北京田黎明、邵飞，南京王孟奇、方骏，天津霍春阳，河北刘进安，一共九人。事情出乎意料，乡土艺术公司忽然倒闭。没有资金，不可能在中国美术馆办画展。季酉辰即与霍春阳联系，霍春阳当时是天津美院国画系主任，他立即答应在天津美院展览馆举办画展，时间定在1987年4月，名称定为“南北方九人绘画联展”。一场轰轰烈烈持续十余年的“新文人画”活动拉开了序幕。天津展览之后，王和平还携带画展作品到福州，在福州美术馆举办巡回展，并在福建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南北雅聚 以文会友》。

之后几年，南北画友经常聚集在边平山北京寓所“平山书屋”，讨论学术问题和组织美术活动。王和平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平山书屋》—19世纪下半叶，法国青年画家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等不满学院派绘画的平庸，常常聚集在盖尔波瓦咖啡屋交流艺术新思想。他们在官方沙龙画展之外联合举办画展。由于莫奈的一幅题为《日出印象》的画震惊画坛，人们因而称他们的画为印象派绘画。充满生活气息和真实情感的印象派绘画翻开了欧洲近代绘画史上极其灿烂的一页。盖尔波瓦咖啡屋也永久地留在世人的记忆中。

20世纪80年代，历史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中国一些年青画家也不满当时美术现状。北京和平门外也出现了“盖尔波瓦咖啡屋”，它的名字叫：平山书屋。南方王孟奇、方骏、刘二刚、江宏伟、常进、徐乐乐；北方季酉辰、田黎明、陈平、卢禹舜、李老十等常常聚集在这里。我当时客居北京，也常过往平山书屋。
平山书屋在一座灰色砖房二层。书屋共四间：三间朝南，一间朝北。南房三间相通，东边和中间用来会客，西间为画室，北屋为书房。中客厅的南窗下是一矮榻，榻上有一楠木小茶几，围几能容坐十余人。榻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匾，“平山书屋”四个隶书大字由黄苗子所书。东客厅摆着一套沙发，靠墙有两架明式旧木新做的红木橱子。橱里摆的紫砂壶、陶瓷、石章什么的，多是朋友制作的。墙上常挂几幅朋友的代表作，有王孟奇的《高卧图》、田黎明的《红衣少女图》、陈平的《费洼山庄图》等。书屋的主人姓边，名学群，号平山，河北平山县人。个子略高，稍瘦，带有几分南方人的文雅。早年在故宫临摹古画数载，后在荣宝斋任编辑。年纪不到30，已十分稳重。他爱画莲蓬、鱼虫，所作不轻易示人。看画必入其画室，关好窗户，拉上窗帘，使房间昏暗。然后打开画桌上方的吊灯，乳白色筒状灯罩使灯光在桌面上留下圆形聚光。当将画轻轻地放在聚光灯下时，看画的人都屏住呼吸，惟恐惊动画中寂静的世界。瞬间使人进入清虚闲逸之境。平山“玩”得真认真。画家以其天资禀性，将品德修养和人生感悟深刻地表现在绘画作品里，从而达到 “言志”的目的。这种绘画思想与当时提倡的用形象表达某一情节主题的写实主义绘画思想截然不同。

1987年2月，边平山、季酉辰、王孟奇、田黎明和我等9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天津美院举办南北方中国画联展。这次画展风格各异、观念新颖，引起美术界广泛注目。中央电视台派了一个摄制组，以李扬编导，杜宪主持拍了一部专题片。不久，香港万海语言出版社总编张丹先生专程来到平山书屋，对新的艺术思想产生浓厚兴趣，他投资出版了《南北方中国画联展•中国画选集》。第二年，在南京博物院举办第二届南北方中国画联展。美术理论家认为这些画家追求的悠然的、自得的、自娱的情趣，追求文化内涵，具有东方文化传统，而冠之为“新文人画”。1989年春，中国新文人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参展画家20多人。作品近150件，美术理论家、画家约50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中国新文人画研讨会。全国美术刊物对新文人画现象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新文人画为中国画开辟了一个新视野。在以后的十余年间、新文人画展不间断地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举办。

在新文人画倍受呵护的今天，朋友们在一起总是常常回忆以往的经历，总是忘不了平山书屋。王和平曾用名王和，号壶天主人。壶天取意于一个故事：从前，一个人白天背着一个壶干活，晚上靠着壶睡觉。他梦见自己在壶中养儿育女，受禄进爵，过着如意的生活。醒后恢复如初，又背着壶去干活。王和平觉得日常生活充满艰辛，而每当拿起画笔，就像走进壶中，称心如意，忘乎处世艰难。他将读书、绘画之所取名“壶天书屋”，还写了一篇《壶天书屋记》—吾郡于南麓有补山精舍。纷墙黛瓦，依山而筑。玉兰环绕，松竹相间。舍旁有巨石，古榕盘踞其上。枝似飞檐，叶如绿盖，势若腾虬。青石铺蹬，逶迤入山，芳树迷径。满山皆建兰，细叶葱郁，微风拂过，绿茵泛涟，馨香数里可闻。千余年来，榕垣之名儒硕彦，旅闽之轩冕贤达，曾啸傲留连于此。
今距补山精舍百余武，又筑一庭院，在西南麓山口。院内小池，水颇清。沿曲廊，累石错置，欹窦出蕙，厥境清复。登楼，有壶天书屋。朋侪常聚。沏乌龙以紫砂，研麋以歙研。高谈玄理，涉及百氏，得意已见天真。妙思物骋，解衣般礴，拂翰即成诗景。四座哗然，争相题吟。感斯乐之少有，令开尊以畅饮。数巡斟毕，面红耳热，念佳人之久别，倚北窗而远眺。烟含三山，惟有少年遗梦。柳绿半江，尽是春花东流。夕阳西沉，万物混沌，方圆终归一统。朗月当空，宝塔银光，世间本无是非。心随浮云出尘表，入太清，得逍遥以自适。壶天永乐哉。

20世纪80年代末，王和平精读《庄子集释》四册。在其画的情趣和题诗跋文中不难看出受庄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他追求中国画诗、书、画、印完美的结合形式。也不反对现代艺术创新精神，不拒绝新的艺术思想。当“新文人画展”不断地在各地举办时，有些人对“新文人画”活动及画家提出指责。王和平在《中国画》上发表《对文人画新潮的思考》一文。他认为文人画新潮的出现，有三个重要因素：其一，对“世界意识”美术思潮的反拨。其二，对文人画错误认识的纠正。其三，文人画发展的可能性。文章最后说：“中国新文人画展的大量作品，向人们展示了文人画新潮产生的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作品的价值取决于画家表达自身文化感受的创造力。没有必要去指责某家的作品脱离文人画的范畴，某家的作品没有达到文人画的标准。他们的努力标示了当前一种努力发展民族传统的意识。它与现代主义绘画意识是同步的。它的作品将以浓厚民族特色步入世界画坛。文人画新潮有着深远的意义，必将结出丰硕成果。”

在积极组织新文人画活动的同时，王和平创作了大量作品，取得丰硕成果。作品《轻轻的风》参加当代水墨新人奖画展获优秀奖；《淡淡的云》参加全国七届美展；《碧莲翠水》参加中国画研究院邀请展并由中国画研究院收藏；《现代花鸟画库•白德松、赵秀焕、王和平花鸟画集》出版；《王和平画辑》出版；《十月阳春》参加全国八届美展等等。王和平的作品以修养全面，笔墨清新在画坛凸显出来。美术理论家陈绶祥这样评价：“力求将人所共识的题材和与人所熟悉的手法表现得更善更美，以自己的笔墨将其化成一种新时代中清醇敦厚之气息，以自然正气遗人，在民族文化中鼓吹平和温厚的风格与雅致的情操。为此，他在画面背后，积蓄了更多对书法诗文的研修与对自身学养的发掘。”
1991年6月，与福州画院画家陈初良等再次登华山，西行参观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过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这是继1986年南行西双版纳之后又一次壮游。西部的戈壁滩、沙漠以及火焰山、文昌古城遗址、葡萄沟等都给王和平留下深刻的西部文化印象。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中石刻、雕塑、壁画展示了先辈艺术家古朴、纯真的艺术魅力。此次出游拓展了胸襟，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南京方骏曾在信中说：“兄每年皆安排外出壮游，令人羡慕，有此壮怀不怕画不好。按兄年龄论，正值壮年，会有成就超过现在，不须着急。”
1992年底王和平买了一套房子。1993年搬出延平路老宅，乔迁延平新村。因其背靠南禅山，取名“南禅山房”。
1993年5月，王和平在福州组织中国新文人画展及研讨会。著名画家王孟奇、刘进安、边平山、季酉辰、霍春阳、卢禹舜、申少君、朱新建、马健培、徐乐乐、刘二刚等都来到福州。期间，游览武夷山。在九曲溪畔，朋友们产生聚集在一起读书的念头。经与陈绶祥、边平山商议，决定在北京成立“画家研修班”。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名家研修班”在恭王府成立。参加研修班的画家有王和平、王孟奇、边平山、卢禹舜、霍春阳、刘二刚、唐勇力、朱新建、于水、马健培、申少君、周华君、林经文、李老十。研修领域涉及儒、佛、道思想，中国戏曲、诗歌、文学等，不少著名学者来班讲座。“将十余位已有一定成就并各有独立风格的画家集中起来进行这么长时间的研修，这在中国绘画史上尚属首次。”美术史论家这样评论集中学习一年的画家们。孙克先生还给王和平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以兄的才华又来名家班进修足见用功之殷之切，于今商品经济大潮物欲横流之际又称难得也。兄之艺术日见精进，则来日成就安可量哉！弟深望焉。”
在名家研修班结束后，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艺术追求，与李老十过从甚密。不仅日常诗文往来，还经常造访其寓所“破荷堂”，在那里喝酒下棋。1996年6月，李老十蓦然去世，王和平到京为挚友送行。看到一件件熟悉的遗物，眼见那盒曾经厮杀过的象棋，目睹破荷堂的寂寞，想到画坛失去一位英才，肝肠欲裂。哭挽一联：千里唤我开棋三局决胜负如何双掩柴扉长眠榻上；
几年邀汝索句八闽同舟驽怎可独步玉宇眷念云中。朋友之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1997年1月，父亲王瑛昌逝世，享年84岁。老人一生任劳任怨，谦和豁达。富裕时不骄奢，困厄时不颓废，笑对人生。惟没能见到日后儿子顺达景象，留下一丝遗憾。王和平兄长王和鸣亦事业有成，为全国著名骨科专家、学者，主编全国大学骨科教材。森叔曾写一首诗赞曰：“医画两弟兄，品高格自清。术精振宇宙，名美列帝京。开闽喜有后，三山出精英。孝悌无其匹，礼节亦堪钦。”
同年9月，在中国新文人画活动开展10周年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投资近500万，为全国二十位“新文人画”代表性画家出版个人专集，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新文人画展”。广西美术出版社同时出版《新文人画派》画集。从王和平、边平山、季酉辰发起“南北方中国画联展”到影响深远的“新文人画展”，如此高层次、长时间的艺术活动，在中国绘画史上从未有过。在十多年不间断的活动中，不乏诸多朋友鼎力资助。在李清贤给王和平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其中说：“关于座化馆。乃我为之经营，抑有无限良苦用心。我更觉得能以之为文人画运动尽薪火之劳，使咱们搞活动有所经费。鉴此，自京城分手后，我即赴杭州、富阳继续研究华笺用纸的具体技术细节。10月底又到印馆处理事务。到目前，作为文产品可称较为完备了。北京平山那里已二次试销，又来信催发货。杭州、天津也都销况甚好。看今年势头，可销20000函。这样，我们下次活动经费就有保障了。”“新文人画”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当代传统中国画的代名词。它与借鉴西方美学思想的现代水墨以写实绘画为主体的新学院派绘画构成了中国画坛三足鼎立的局面。王和平在《新文人画纵横谈》一文中作了阐述：新文人画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画坛出现的一种绘画现象。十多年来，有一百多位画家、美术评论家直接参加新文人画活动，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新文人画的出现，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清朝腐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中国画尤其是高层次的“文人画”受到革命党领袖康有为、陈独秀等人的批判，被咒骂为“颓废已极”“必革命之”的艺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的需要，革命性绘画占主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绘画作品以政治题材直接为政治服务。写实主义绘画较好地承担了这一重任，而本来就不以社会功利为特点的文人画受到冷落和批判。因此，出现了以西方的审美观和绘画技法用水墨来表现的中国画格式。经过蒋兆和、徐悲鸿、方增先、周思聪等人的努力使之得以完善，并且在30年间成为中国画主流。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随着科技一起传入中国。中国画家发现西方绘画已不再停留在写实阶段。一群年轻的美术家大胆地应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进行水墨画创作，并且以丰富多彩的样式吸引了广大群众，人们称这些作品为“现代水墨画”。同时，一些画家则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的本土文化，对文人画进行研究、再认识。这些画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举办画展，开展学术活动，人们称这些作品为“新文人画”。
“新文人画”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增强了本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中国画家不再满足对西方绘画观念和技法的简单模仿，他们认识到艺术品位的升华是中国画发展的目标。新文人画家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继承传统美学思想，继承高品位文人画的创作方法，作品寄托着自己的精神与生命。新文人画保持了传统文人画对笔墨气韵的追求，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作品常常流露出悠然的、自得的、自娱的儒雅之风，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同时，还表现出现代的生活情趣和现代艺术观。画面形式全异古人，体现出新时代艺术家对新的审美领域的开拓。
新文人画与现代水墨、新学院派绘画并立于当今画坛，其明晰的艺术主张和艺术上不折不挠的探索精神，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赞誉。1998年1月，《王和平作品集》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王和平在序言中写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画者体察自然，以形宣言，文于画之性能皆备也。”注重画的文化内涵，使之品格精神得以提高，这是写意绘画的特点。“以形宣言”本意在于“言”而不在于“形”。他在一幅画上这样题道：“以手指月，意在月不在手。以笔墨造境，须在笔墨之外观之。”《作品集》中《寒林宿禽》、《云壑双翎》、《果棚觅食》等，通过灵动的笔墨营造出恬静的景观，并在景观之外能隐约感悟到他恢弘的精神世界。他说：“心中有个真境，非山非水不可楷模。画中物象出自心中，笔墨间依稀能见真境。”这个“真境”就是他所缔造的“和平世界”。
1999年2月，“王和平画展”在福州画院隆重举行。正值50周岁，作品已趋成熟。那行云流水般的用笔，丰富细腻的笔墨，独特的形象造型，笔墨间流露出儒雅之风，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孙克先生在《温文尔雅 和平内美》的文章中说：“中国画的表达语言，第一要素是笔墨。王和平画风温厚，主要在笔墨运控得法。笔走中锋，舒缓自如、行云流水，较少有刚拗硬折之迹，不急不险，更不求急求险。在写意花鸟中，以软毫笔运多种墨色，尤其擅长淡墨的使用，特别有润泽华滋之感。这不仅是一种技法语言的习惯，更深层的意思还在于画家审美理想的追求。王和平用墨用色都不过度，用墨方面，他极注意层次的丰富和过度的细腻，不孟浪、不唐突。色彩的使用以和谐的美为目标，美而不俗，丽而不艳。可见画家之用心良苦。”美术评论家方晓东说：“余数闻他人品评先生之画，以为自恽南田、八大山人出。吾以为先生之作，固学南田、八大，而其松秀潇洒之质，实非常人所能至。其中之修养，胸次与真性情方为根本矣。今之画家多爱声色犬马，而如先生此等清雅，真有古人之风。”
2000年7月，正当王和平获得丰硕成果，誉满大江南北之时，一直疼爱他、关心他的母亲逝世，享年87岁。在母亲病重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陪伴老人身边。事业伊始，慈母仙去。往事在目，江河共咽。
他又一次用绘画抚去极度的感伤，读书、写字、绘画更加勤奋。2001年春，历时一个月创作丈二巨幅《荷塘聚禽图》，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水墨延伸画展”。秋季，携50幅作品在烟台美术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
2002年1月，到哈尔滨参加“全国著名画家邀请展”，并随艺术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同年10月初到银川游览沙湖、黄河，参观荷兰山岩画、古长城遗址。下旬，南京书画院举办“王和平中国画邀请展”。刘二刚在画展前言中写道：“秋高气爽时节，南京书画院邀请福州画院王和平来举办画展。和平高兴，因为他有不少新文人画的老朋友在南京。他可乘机来与老朋友相会，喝茶、谈心。这里挂的三十几幅画，有老的，也有新的，他想让朋友给他提提意见。其实他的画风早在四十多岁就已成面貌，大家并不陌生，随着岁月的增加，功力亦是自然的。我最欣赏他一如既往的心态—平淡、谦虚、温和。‘人不知而不愠’，一心做自己的学问。故我们叫他：‘平和王’。在他的画中不难看出这种精神。”
王和平将各地山川之灵气溶入艺术作品，广泛地交流使作品内涵更加丰富。林锴极其赞赏，说：“君画绝佳，闽派中之佼佼者，绝去甜俗之气。孙克称君画‘温文尔雅、和平内美，极为恰当。而细味此八字之外，又有拙厚、朴奇之趣，故为难能。”
2003年1月，迁居“碧水芳洲”。新居临江，门前一片沙滩。他这样写道：临水幽居，得山中之乐也。西望闽江浩浩荡荡，鳞光一片。云帆与群鸥竞翔；烟树间小楼棋布。远山空，迷漫天际。若夫，清月出焉，佳客不期而至，临窗对坐，时闻轻鲦出水，风过疏林。陶然自在，神游八荒。同年9月，王和平被评为福建省当代十位优秀国画家之一，晋京参加全国政协主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福建作品展”。卢为峰在《画里诗意浓，壶中天地大》的文章中指出：“王和平显然是当代中国画坛不可忽略的一位中年画家。他的不可忽略，在于他不仅对
于艺术规律心有深契，还在综合的传统人文各方面修养较为全面。”
2004年秋，在山东德州举办个人画展之后，王和平来到北京，计划建一个工作室。他在杨建国处住了一个多月，在杨先生的帮助下，对各方面进行了考察。2005年3月，正值早春，天气还十分寒冷。王和平再次来到北京，在西直门海云轩买了一套房子。当他将这一信息告诉上海王孟奇时，孟奇即请杨建国付定金，在海云轩也买了一套房子。择友而居，不看房即买房，友情至深如此，在画坛传为佳话。十多年前，王孟奇在文章《画友王和平》开篇即说：“择友当如和平。我们相交数年，几乎全无酒桌上的交情，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也。然而读到为人作画的道理却又十分投缘。”朋友真情，酒肉之乐岂可同日而语。
同乡石开得知王和平要来北京，十分高兴，腾出力鸿花园房子。王和平在那里住了近四个月，七月初搬入海云轩。朋友问及为什么迁居北京时，他说：“我的画还没有成熟，还要进步，还要追求更高的思想境界，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去学习、去施展。在一个地方局限性很大。”
王和平来到北京，相关媒体做了大量报导。《荣宝斋》以10个版面专题介绍；《2004年中国画艺术年鉴》以7个版面专版介绍；《藏画》以《中国当代花鸟画经典名家》为题，用25个版面作专题介绍；《中国书画》以10个版面专题介绍……
2005年，他先后参加“中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全国写意画展”、“中国画研究院提名展”、当选福建省花鸟画学会副主席。
南北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影响南北画家的性格、气质和艺术审美趣味。从小生长在南方的王和平禀气清秀、心灵性敏，画风秀润、飘逸、清雅、简约。北京辽阔的地域，北方人豪放的性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气质与艺术追求。齐白石也是五十多岁移居北京，没有北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不可能有晚年的辉煌成就。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活生生的，是生命的自然表露，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厚积薄发是王和平始终的艺术主张。在不同的地域环境里去体悟人生，感悟艺术真谛，从而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
鲲鹏非九万里不足以展其翅。画坛同仁拭目以待王和平北京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