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的作品中的人往往是处于极度的情感状态之中，但是却失去了理智判断。他们被表现为大而无当的脑袋，或者“脑子里进了水”。这些作品无意中延续了艺术史中一个古老的母题，即在尼德兰画派中的“愚人”题材。在文艺复兴时期，疯子和“愚人”不再像中世纪那样被看做是感受了上帝的神迹的人，而是被看做是恶魔附身、丧失理智。对待他们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关在一条船上，储备一定的食物，放逐出城市，让他们自生自灭。愚人题材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特别是博斯和布鲁盖尔所经常描述的题材，他们以此来讽喻教会的无知和愚昧，影射宗教对人的控制。在他们看来，在这些疯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种种丑陋的恶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隐喻。
    和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一样，岳敏君的绘画是让人愉快的艺术。他的画面往往就像我们的这个时代一样昭示着“浅薄”所具有的力量。他营造的幽默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让我们常常忽略掉了画面背后深刻的隐喻。人们常常在粗暴地归纳他的作品时强调，他的作品总是以自己为对象，是对自我的一种嘲弄。其实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这些人物不仅是他，也是我们。
    岳敏君的艺术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自己的“放弃”。他在描述他90年代初期最早的创作的时候使用了“放弃”这个词。这个词颇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在80年代一批艺术家将自己的创作看做是拯救和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但是历史的进程将艺术家的梦想打得落花流水。进入90年代以后，一批新的艺术家成长起来，岳敏君就是其中的一位。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使得这些艺术家发现虽然以前的艺术家努力了将近十年，但是在这个社会之中还是存在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而作为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自己艺术信念的能力。于是玩世和厌世的情绪开始蔓延，岳敏君和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们用平淡、无聊和荒诞的生活场景反讽社会。明眼人可以看出，在他的玩笑和放弃背后其实蕴涵着更深的信念。和以前的艺术家不同的是，这种信念是以“反语”的方式出现的。他的艺术的基本逻辑是用“流行”、“低俗”和“无意义”来消解社会统治话语中的“高尚”和“意义”，并试图在这种情况下恢复自身曾经梦想的尊严。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岳敏君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两面作战的境地，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发问和怀疑，一方面是对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和创作方法论的发问。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文化格局的实际变化在给这些艺术带来各种幸运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掩盖了他在艺术内部的意义。人们总是狭义地将他的艺术理解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态度，却忽视了他和旧式创作方法论之间的断裂性关系。在岳敏君的艺术创作中，彻底排除了优美、崇高、感动和诗意这些传统的美学概念，这其实也是他所说的“放弃”的本质含义。岳敏君和他的同时代的艺术家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在其他艺术家将无聊瞬间“崇高化”和“诗意化”的同时，他对崇高和诗意本身义无返顾地采取了一种降格和改写的方式。这种差别是微妙的，但确实是重要的。他改写和降格的东西包括欢乐的场面、意义重大的历史瞬间以及深刻的经典艺术。而这种改写和降格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具有非常的意义，因为岳敏君在这个过程中确定的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些和当代生活休戚相关的艺术范畴。
    伴随着时代的变革，今天中国的所谓“社会现实”的内容和90年代初的艺术现实也有了很大的区别。在今天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过去那样尖锐，但它也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被繁荣的商业文明所掩盖起来。在这种复杂的现实下，什么都是可以被出卖、被让渡的，甚至包括艺术的“精神性”。进入全球化循环的中国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不断地被一种“求新”的欲望驱动着。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人们需要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偶像的同时快速地遗忘掉一些旧的偶像。也正是因此，“新”或者说“当代”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偶像。这个时代的文化就是一个不断地制造偶像的过程。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岳敏君在“改写”和“降格”的同时，通过不断的“重复”以达到反偶像的目的。他说：“用传统绘画、雕塑的方式，不断复制自己的形象，是为了创造一个新偶像，就如同现在的电视、电影的方式。当偶像在不断重复时，由于量的增加，而产生巨大的力量。一旦成为了偶像，我便可以利用和应用我的偶像，并且不断地使用。偶像是有生命的，他时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规范我们的行为举止。当代社会就是一个偶像的社会，当代文化就是偶像文化。”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岳敏君借用“兵马俑”的形式，无限复制了自己的傻笑的形象。就像当年岳敏君用“无价值”来消解“价值”一样，今天的他开始用“无创造”来否决“创造”。因为即使是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为商业利益所驱使的创造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偶像，用于销售和展览，并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如果说时代的变迁让人怀疑岳敏君的艺术正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的话，那么同样时代的变迁更加显示出他对艺术以及对艺术史的批判性。这两个方面其实一直就贯穿在画家的创作中，前一种批判性通过作品中的图像就可以达到，而后者是通过创作方法论的改变来实现的，他是艺术家面对现实的一种态度和方式，是一种艺术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和岳敏君同时代的著名作家王朔在《顽主》中有一个细节，描写一个道貌岸然的作家对一个年轻的文学女青年说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要舍得自己”。我不知道岳敏君是否读过这篇小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这个细节。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就像一个无知少女一样放弃了自己——既是自己的形象，也是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义务。而一旦是真的放弃了，他便会像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对无产阶级所宣告的那样——“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