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袁俐结识的时候，她还是在勉力地就读山艺的油画研究生。与山东的其他年轻画家一样，袁俐很容易对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省籍前辈画家们充满钦佩，并在画风上深受影响。其中闫平对袁俐的影响可谓大矣，这不仅因为作为老师辈的闫平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更年轻的画家，同时，同样出于女性的身份使得袁俐对于闫平的风格有着更多的体认：关注周遭的生活，强化色彩与笔触的表现力，努力拓出自我的情感天地。
虽然在艺术风格上可以采用竭力追随的姿态，但如袁俐这般年龄的画家与她们的前辈闫平等人的确存在着明显的“代沟”。譬如说，闫平所擅长的“母与子”题材，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母子情深的情感浅层，而是意图通过这一朴素无华的情感，逐步上升到对人性的颂扬与对共有情感的纪念的理性高度。因此，这种对终极目标的执著思考，显然不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画家们的优长，也不是她们的热衷。在这一时期的画家的作品中，袁俐以自画像或自我图像的穿插来证实自我的存在价值，同时大量的创作如《窗台前的风景》、《静物》、《荷塘》等画作展示了她个人生活境遇中的动人细节和情感涟漪。即便在表达方式上传承了老师辈的结论，但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更个人、更自我的部分。
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的袁俐还有另一条创作的线索，然而这条线索常常因为创作量的原因而被人们忽视。这是一类农村写生性的作品，主要是在一个名为“大洼”的乡村中完成的。面对真实的自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客观地让袁俐远离了原先熟悉的城市环境，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种视野的转化，使得画家业已娴熟的风格技巧由不适应而走向得心应手。画家的创造力也似乎被极大地“唤起”，转化为对朴素景致、真情实感记录的无限冲动。
2000年袁俐的创作，似乎是在上述两条线索上同时展开，并取得了各自的阶段性成果。
在广州举办的“2000中国油画新新力量展”中，袁俐的“朋友”系列与“海滩”系列，显然是前一条线索的延续，但在介入生活的程度以及表现的力度上都有显著的提升。如《阳伞》，以正午阳光下街头的冷饮摊为场景，展示了都市及都市人的客观面相，而以色彩、色块与明确的色线强烈分割画面的构图法则带有某种更现代性的意味。更显而易见的是，画家已经跳出了纯然的个人天地，她急速融入了所谓“70年代”的都市新族群，并力图成为这些“朋友”的代言人。
而后一条线索则有了更突出的表现，袁俐从关于农村的写生创作出发，却令人惊奇地衍生出“农村主题”的系列性作品。在主体上，人物成为了作品的主角，通常处于前景或中景的显要位置，站立或略显斜倚的姿态，既便于人物面容、神情的刻画，也尽可能地取消人物多余的动态，而保持了一种相对的稳定。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受到了手中照相机所拍摄的那些图片的影响，带有了明显的图像移用的痕迹。在另一方面，袁俐却总是抛开照片所提供的人物原有的环境，甚至偏爱一种“无景深”的场景。她竭力压缩景深的努力，使得作品中所谓农村环境成为了被“条理化”的背景结构——平面化而带有明显的装饰性。由此，这一系列的作品构成了某种现代性的“幽默”：画家将普通的人物形象——“农民”确立为某种正面性的“标准像”图式，而描绘场景并非是还原性的，却犹如布景式的“点题”，从而割断了与现实的明确关联。
2001年以后袁俐的创作则出现了明确的转折。她抛弃了原先在两条线索上同时推进的做法，开始更专注于后一条线索的拓展，即以农村为主要的创作视点。然而与前一段时间迥异的是，画家能够更自觉而踏实地进行思考与揣摩。袁俐开始经常下乡，并实地了解当下农村的生态性变化。即便是作为都市人的画家，也开始惊诧于“乡村的巨变”，“它构成了不同于都市变化的另一番景观，让人陌生，让人惊讶”（画家语）。的确，如今的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急速变化的过程中，而都市与乡村正构成了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两翼。然而，艺术家们显然更了解我们的都市，而相对漠视我们的乡村。即便他们频繁地下乡写生，但大多处于一种“艺术休闲”的状态，甚至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猎奇。因此在通常的作品中，乡村仍旧被画家们描绘成田园式牧歌，或者津津乐道于所谓的“原生态”。袁俐敏锐地洞察到画坛的这些弊端，她有力地转换“话题”，试图集中精力去贴近当下农村的新变化。
袁俐将自己的最新创作命名为“新乡村”系列。所谓的“新乡村”系列，是直面中国农村的“当代性”进程，以及由此出现的种种变化，它们包括环境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尤其是心态的变化。对于其中的种种忧虑，袁俐也进行了个人性的思考。但是“我从中国农民身上更多地看到了一种乐观向上的性格，一种主流性的情绪”，因此，袁俐并不刻意去表现所谓的“阴暗面”，而是更多地反映主流性的性格或情绪。在作品中，她也有意展现了一种不和谐的因素，尤其是基于都市与乡村的比照而出现的在行为举止、穿着打扮上的巨大差异。袁俐这样的做法，并非是想利用这些因素而将“农民”边缘化，正如其他画家的所作所为，而是力图背弃所谓的“农民”族群化，将他们同视为中国社会变化的“主体”部分。而袁俐名之为“新乡村”的所谓“改造”，则是在艺术创作中，将中国农民“乐天”和“向上”的情绪更提升为一种画家始终坚持的“幽默”品质，或者说是一种“喜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