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8日开幕的成都第二届双年展,一直将持续至8月31日才闭馆。开展20天,无论人们对成都双年展是认可还是否定,它都成为成都这个夏季最大的艺术盛宴。1万平方米的展场,130余位美术家的作品,260个高4米宽3米的白色移动展墙,从各个角度看都有迷宫的感觉。在空旷的展场中央,搭设了数十米长的T型台。这样的艺术形式,在成都都是空前的。
双年展给成都带来了什么?在艺术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这些都是人们在开展之初看热闹之后的冷静思考。
仅是一个预备展
尽管2001年成都举办过“成都第一届双年展”,但双年展对于更多的老百姓仍旧是一个“新艺术代言词”。似乎在人们心中,双年展意味着的就是———创新的艺术。然而,本届双年展,尽管是超大的场馆和现代的布展方式,在“洋盘”艺术之中,人们并没看到“惊世骇俗”之作,更多的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进馆第一大装置作品是画家焦兴涛的《天堂的礼物》,人们发现仅仅是放大了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垃圾。展馆中张小涛的另一幅油画《来自天堂的礼物》,将垃圾同样定为天堂的礼物,这种反传统观念的定性,其实早已不是什么“先锋”观念。
代表前卫的行为艺术,本次双年展上仅在开幕当晚有一台由北京艺术家张玮的《与轮胎有关》的行为艺术,其表演台在展场非常突出。张玮称这是本次双年展最大型的一个行为装置艺术了。震撼的音乐刚停,一阵神秘的“太空”音乐又幽然而来。声音发自上百个金属晾衣架子,仔细一看,每个架子有4个喇叭,音线缠绕,这是德裔华人女艺术家秦玉芬的数码音乐装置。
在场面的人称,让人产生梦游的幻觉,让人感觉“好玩”。一位四川大学学生事后称,他一直关注这个双年展,但似乎再也没有出现比《与轮胎有关》的那场行为艺术好玩的了。
巴西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玛丽亚大使说:“我参加过上海、北京的双年展,成都双年展是第三个。我感觉,上海双年展和国际接轨比较紧,而北京双年展略显官方化。成都双年展官方化没那么严重,但先锋、前卫的作品并不多见。可能‘双年展’这个概念被误读了,它不是指两年一度的展览,而是指最先锋、最前卫的当代艺术的集中展现。”
一位美术评论家评价:成都第二届双年展,做到的是试图将过去20年来中国“前卫”运动中的部分成果和主流艺术中具有较高品质和创造活力的势力衔接起来。成为一种新主流艺术。但主题不明确。
川音美术学一位教授指出: 成都双年展没有达到最先锋最前卫的境地,也没有高质量个性的作品。缺乏学术性。川内艺术家余极就称:“成都双年展还不成熟,还处于真正的双年展的预备阶段。”
“新主流”的价值
成都第二届双年展被行内人士称为新主流画展,即吸纳部分前卫成果,同时延伸部分主流艺术的理由。这是一种双面受夹击的定位,既不讨前卫的好,也不讨主流的好。因此,前卫者就责问:主流艺术排斥前卫运动是天经地义的吗?而主流艺术则追问:双年展排斥前卫运动以外的艺术现象是天经地义的吗?
主办方也承认“新主流必然在骂声中流动、发展”。因而,我们在双年展上看到的是“妥协”。
邓乐的“工业时代”早已不属于“前卫”,与他1996年《穿孔的维纳斯》以及这之后的一系列“穿孔”内核没有什么改变,仅仅调换了形式上的元素。人们看到邓乐不再在维纳斯身上打孔,而是在“工业形式的管道”与“火炉”上打孔。
一位画家告诉记者,130多名画家参与的这次双年展,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仍然是主流。
四川美术家协会一专业画家称,新主流必然在骂声中流动、发展。本届双年展策展人之一的刘骁纯认为:“如果说20世纪艺术竞技场上最风光的是前卫\(本质意义上的\),21世纪谁最风光则完全看艺术家个人的素质和能量了。学术青睐那些最棒的和比较棒的艺术家,而棒的含义在21世纪只有一个:高质量的个性。”
更像一个party
范迪安(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认为,成都双年展由于场馆新、筹备时间短、专业配套有所不足等原因,这次双年展国际部分的比例还不够大,展览策划之初的一些设想和结合城市园林与地景的室外雕塑装置未能得以实现,这多少影响了展览向公众的渗透力。另一位画家称,它更像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次大聚会。
开展之初,本土著名画家何多苓、周春芽、赵能智、郭伟、罗发辉5位在双年展现场,与观众进行的一翻交谈,让许多热爱艺术的人感觉到更像是在开一个大型的party。
本土几位著名画家都有新作参展。对周春芽《绿狗》相对熟悉的观众,在展馆看到他的“红人系列”油画新作《桃花盛开的季节》感到比较陌生。赵能智这次展出的油画《表情》,和以往的人物表情不一样,都是红色的脸部。何多苓油画新作《家族》系列,也让许多观众疑惑不解。许多观众以能在画展上与自己喜爱或崇拜的画家交流感到兴奋和快乐,构建起一个其乐融融的氛围。
而画家本身感到这种聚会也正像是一个见面交流的机会。在他们心中,这也更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party。一位画家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本届双年展学术价值谈不上高,更像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人的展示舞台,一个艺术p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