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家简历上看王斐是上海人，但真实的情况是在画家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记忆年龄——15岁之前一直是在楚文化繁盛的武汉度过的。这个线索对了解王斐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它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文化的渗透都应该是隐性的。楚文化的神秘对于12岁左右的青年是具有诱惑力的。屈原文化就应该是“人类青年”的文化。应该说王斐的绘画启蒙是由其父亲带领完成的。王斐的父亲早年是搞玩具设计的。受时代风格限制，他当时的工作是完成一些动物形象归纳类的雕塑作品，这种工作虽然只是为工业大批量生产完成适合市场销费的“粉本”，但另外对专业的专注就完全是艺术家本人的喜好了。在至今王斐的印象中，童年时期由父亲带领周游博物馆的经历也还是美好的。那是书本之外父亲给他上的最生动的一课。当时的记忆中，父亲并没有急于让他去画那些欧洲石雕的石膏翻版，王斐的初始美育是从临摹历代石刻、器物、人物俑、神怪俑，再到一板一眼写生古建筑的层层斗拱和图案开始的。所以在画家懵懂的童年岁月就已经对中华远古积淀的经典文化发生了兴趣，在画家父亲的记忆中，哪怕是在空闲时刻，童年的王斐也会面对电视里的中国戏曲专注地画上一整天……
    在15岁的时候王斐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多种渠道文化的袭击使处在青春期的这个少年迷失了自我。周围的环境也对王斐形成了影响，可以说王斐是在刻板盲目的崇拜西洋画中匆匆渡过这四年学业的。如果一直处在此种状态中我想他是不会创作出《踏奴亭》、《斩豸图》、《破城》这一系列作品的。这其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是王斐考上了中央美院袁运生先生执教的油画系四画室。正是这样的机缘使青年艺术家王斐在袁先生的教育中重新找回了自我。用画家的话来说就是：“那些陌生的儿时记忆如梦恍然初醒之际，我幸运地遇到了恩师袁运生先生，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当我有缘一次次重归那些博物馆为中国文化的智慧与力量所再度折服震撼之时，我便相信那就是自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缘分，我更把这看做自己人生的警示，因为这样的重逢确实有相见恨晚的意味，暗示着出生于70年代末的我们是最容易迷信于中国文化的基因会由血缘天然地遗传到我们灵魂里的一代人，是具有先天的本土文化素养的缺憾而最应当重振精英意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担起责任的一代人。”
    如今青年艺术家王斐出现于文字记录中的身份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在读研究生。这样的身份再加上以上对他艺术履历的整理也似乎找到了一些“学院派”这一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特定名词的新延意。在笔者与画家的交谈中，我发现王斐关注的并不是什么欧洲精要的油画技法问题，而是更多的把触角延伸到了社会文化问题的层面上。好比王斐在“闲聊”中提到的“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的最大争论就是是否要盲目跟随强势西方的艺术观念走下去的问题和中国士大夫绘画是否穷途末路的问题”。在此，一种反思与追问成为了画面的重心。从本科到研究生的美术考古越发加深了画家对中华古文化的再认识。但结果并不是“水到渠成”的，在看似回归的文化回访中，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增强了画者的信心，在无数次的面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古典精要时伴随着王斐的都会是强烈的感动，对应于此种感动画家自己有一段文字可以来解说他此时的心境：“在我看来，汉画像石和唐代壁画所洋溢的那种染人心魄的自信所成就的真正自由正是现代过分追逐西方潮流的中国人所欠缺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欠缺，我的绘画就是力求直面中国人精神失落之耻感，借古喻今讽耻，意在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之机缘，反思反省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荣与耻，关注耻感是我艺术人格的重心，也是我看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