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名家画展,我在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田黎明的一幅《雪域净土》,精神猛然一振。后来又见到过他的高士、村姑、浴女,以及我很喜欢的都市女孩等题材的作品,形象、笔墨间透着几许从容朴实、天真本色的人生意识和生命状态。我曾想:田黎明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仅此一点,其作便闪亮美丽。
在中国人物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名辈如林,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防等等。他们的画作,或线条劲挺流畅,或设色富丽沉雄,或神貌皆备逼真,但总的说来,他们强调传神尚韵,但主要也是在所描绘的异己人物或重要场面上传神,艺术家本人的个体生命并不能畅达地呈现于笔墨、线条之中。尽管他们的作品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坦诚、更朴实的东西。如同我们读到王羲之、王献之因生活琐事而写出的便条,便立即从笔墨、气韵、线条山感受到艺术生命的激动,甚至是苦恼,从而在根本—亡结识他们。这便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原因,包括今天中国艺术家的智慧创造大都集中于山水、花鸟方面,对人和生命的认知和表现,亦缺乏建树。20世纪西方艺术思潮的涌进,写实艺术的拓展,使画家对人的描述表达能力大有成绩。但西方写实观念与中国写意观念如何相融,写意人物画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有着新的发展,其中包括语言、形式和技巧,还有是否符合当代的审美品质,已成为当代需要解决的课题。林风眠、徐悲鸿、黄胄、卢沉等都为此而在笔墨中有所创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们的艺术世界中都纳入了一种朴实的人生意识,使现实的生活印象转化为笔底的无限风光。这片风光其实是生命的最初,特别在当今美术思潮中更有着时代的意义。
当代人物画家田黎明,在汲取厂上述丹青高手的同时,又对传统的笔墨语言、形式结构进行了新的改造与探索。他摆脱了传统的人物画作画模式,强化了水墨本性与没骨法的发挥和运用,使画家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和生命力度。无论是他的高土系列的作品,还是女性题材的画作,都验证了他的非凡突破。但有一点所要强调的,这些作品的气质和内涵在气息程度上显然暖和多了,画家始终以平和自然的心态关注、捕捉生活中瞬间的激情,使之成为永恒,艺术因此而获得了丰润而又葱茏的力量和朝气。田黎明所画的作品,除了古典写意人物,还有村姑、都市女孩、浴女、游泳的人、藏族人物、城市农民工、军队题材、乡土风俗、儿童嬉水等,在题材上比当代人物画家丰富得多;各色各样的人物在田黎明的艺术空间里自由地伸展和呼吸,形成了一种以笔墨做媒介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从而使画家的艺术生命广泛地在生活中浸润,实现了艺术和生活的拥抱。
当然,题材的丰富性和“人自身的丰富性”应是形式与本质的关系,前者的完备并不能说明后者生命状态的充实,“人自身的丰富性”是和画家本身的人生意识、笔墨语言、形式创造紧密相联的。如同上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间的生活便条,坦露着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使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随墨香而四溢。分析田黎明的艺术创造,可以发现他获得艺术生命的途径和特点。其途径和特点便是对于艺术和生活的坦诚与朴实,从作品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为画家与生活的坦诚交流,一为作品形式与作品人物的朴实结合。前者说明了画家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动人形象,从纯朴的村姑到都市的现代女孩,从嬉水玩耍的孩童到关爱人生的高士,从现实风尚到广袤的西域风情,都涌入了画家坦诚的情怀。他在乡间看到了一位挎着竹篮走向集市的姑娘,她身着蓝色上衣,下着黑裙子,面目秀丽清纯,眼睛里装满了希望,那个竹篮盛载着心灵的向往,尤其是她背后的草帽,点缀了人物内心的绚丽而又质朴的本原情感;在现代都市女孩作品中,画家擅长以象征手法刻画人物心理,其象征手法是通过色彩的比照加以实现的:画家在游泳的时候发现了光影在逆光下的“物像”,将其糅于画作,使嬉水的孩童在艺术表达中充满了情感张力,使其更趋天真本色,而那些伫立于自然山水之中的几位高士又是画家澄明心性深处的那一分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以上这些,来源于画家的生命态度和人生意识,淡化功利,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朴实的生存方式,形成了其精神实质。画家在描绘西域风情画作的时候,他的生命流淌出淋漓而又滋润的墨色与线条,厚重的笔墨后面游动着坦诚和朴实。在这里,仅说博大深邃就过于简单了,仅说尽现西部生态也太肤浅了,它应该还要壮观,还要深远。
由此不难看出,田黎明是在生活与精神、现代与传统之间确立的坦诚而朴实的艺术取向。这是极难统一的两个层面,但画家却在作品中把它们智慧地融入到生命境界和艺术境界中。分析画作,可以发现作品形式和作品人物是因其坦诚而朴实的艺术取向加以定格的,“人自身的丰富性”也因此获得了生命的多元性。在作品中,画家均以淡淡的单线疾速有致地勾勒人物外部轮廓;内部轮廓以水、墨层层积染;面部表情加以弱化,仅以简单的笔线勾画眉毛和眼睛,鼻子和嘴部;还用淡色在湿润的画面上逐渐加强色彩的比重,却不注重动态的摹写;背景多以荷塘景点或一个竹篮、一个草帽映衬人物心灵,使人物形象具备了朴素的情感魅力。在这里,画家将传统的没骨花鸟画法转化到人物创作中来,先是大量用水墨染画面,趁湿在一定理想状态中层层融染色彩,打破了传统的以线勾勒、水墨晕染,力求笔简而神韵十足的
绘画格局;再者,背景的处理借鉴了山水画的特点,深化了画面的意境,在不失传统的笔法张力的同时又具备了现代气质;还有,画家将西方印象派的光与色吸收与解析,逐渐梳理出一种与中国画笔墨语言相结合的艺术样式。只不过,印象派的光与色来源于时间,并因特定空间而改变。田黎明的光与色则来自于心灵,在人物面部、身上及作品空间上斑驳闪烁,与画面的“朴”与
“静”形成了“灿”与“动”的咏脉之音,即使那些头部与身体比例约为4倍特征的高土系列作品,也因此增加了笔墨表达的深度,使其意象瞬时深远而又丰富多彩。
因此,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单方面地呈现自己的生命,它们为观众存在,更期待仰望的眼睛。于是,这便形成了多个不同的景观,一个是画家和艺术的景观,一个是艺术与观众的景观,两个景观又因艺术折射出的精神力量,形成了作品的立体生命。这种精神力量便是画家的“从容朴实”“天真本色”在时间序列中得以延伸为当代人的精神与文化。当然,在这里我并非有意否定中国封建文人的精神创造,石涛、八大山人的笔墨中倾泻着不驯和无奈,却是中国艺术史上生命澎湃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一种骄傲。只不过,这其中不乏一种悲剧意识,作品奇险奔放,却也沉郁苍茫,但不可否定的是“满耳流荡”满眼躁动的应是生命意识的弥漫。田黎明与此相比,便相对温暖多了,但这并不是减弱了人生意识与生命状态在艺术中的比重,只不过不善于张扬和激荡,只是在朴实的笔墨语言里表达着他的性情和学术选择。因而,田黎明画作中的主题营造,成为了不同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术学境界,具有了时代的积极意义。《路上的汽车》和《雪域净土》这两幅画作,画家的出发点不只是以色彩的比照来加强象征的意义或虚实的结合处理来映照原生态的本原生命。在前一幅作品里是运用象征的手法将画家的矛盾得以释放,这种矛盾是把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疏离感转变为亲和气息的家园;后一幅画作呈现出的虚实相映的画面效果实质上是画家对生命本原的叩问以及画家“物我皆忘”的精神映照。因此,这便是田黎明在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也是强烈的生命精神要求在作品中有着充分直观的表达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更是画家本人在“传承”“发现”“创造”“延伸”笔墨文化上而获得的结果,它们直接导致了作品的不寻常的生机、内蕴活力和不息气息,乃至笔墨精神、时代气质的迥然不同与焕然一新。
文章写到此,有画友电话打来,说有名家画展正在举办,里面还有田黎明的画作,我便放下笔匆忙赶去。但在我走进展厅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看到田黎明的作品,就只好走走瞧瞧,大约消磨了一个多小时。不过,我看到观众很少在展品前停留,充其量看上两三眼便走开了。我想,这不是我们不懂画,而是缺乏强健的现代画家去满足观众,致使我们与艺术的距离渐渐疏远开来。我感到疲倦。这时,我发现有十多个观众在评论什么,展厅人多声杂,自然没听清楚,便也凑上前去,看到大家正围在一起看田黎明的一幅村姑题材的画作,“很朴实,像是在哪里见过。”抬头看去,见是两三位市民打扮的老年人,朴实、纯朴,想必这是他们无意间的话语,却让我为之一振。我明白了,这是画家坦诚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地,融入画作十的不是精微的笔墨趣味,而是对艺术中的“人的丰富性”的多元关注,并力求实现社会关怀与人文关怀的双重自力与健全。其实这种自力和健全是建立在上述谈到的人生意识和生命精神的基础上,这样,我们的艺术就有可能走过贫瘠,走过冷清,走向世界的繁荣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