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画坛鬼才”黄永玉
《春秋左传读本》里说；“人生上寿百二十年，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年。”所以，八十岁或许并非就意味着生命价值和创造力的丧失，对于被奉为“画坛鬼才”的黄永玉而言，它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近段时间以来，年已八十高龄的他一直奔波于广东、北京、香港等地之间，为他的“黄永玉八十艺展”巡展活动忙前忙后。因为“黄永玉八十年艺展”对于他来说，既是一种人生的阶段性总结，又是一个了结。因为他下一步还想写完他那部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主要是以他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的变迁为背景。
就像美术评论家陈履生所言，“他有着湘西人的倔强、刁蛮的个性，也有着一种轻盈、浪漫、抒情的文人情调，同时，他又始终刻意的与主流社会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经历和艺术风格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在中国画坛，黄永玉不但是“画坛鬼才”，同时还是少有的“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他样样精通。其版画代表作品有《齐白石像》、《叶圣陶童话》、《森林组画》及《阿诗玛》等。水墨画代表作品有《猫头鹰》、《山鬼》等。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首轮生肖猴票、酒鬼酒瓶等。平生举办画展数十次、出版画集几十种。除了在艺术上颇有成就外，他更痴迷于文学创作，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些年来，他用自己的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培养了一大批铁杆读者，创作了《永玉六记》、《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诗文集，新作《比我还老的老头》还成为了2003年畅销书。可以说，他将体力和智力都发挥到了极限，就连其死去的表叔沈从文先生都忍不住大赞他在艺术和文学上的禀赋。为此，他还曾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2003年，他又获得了全国美协表彰的杰出艺术家“金彩奖”。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从历史的细节中去寻找答案，20世纪与21世纪，人与人，时代与时代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很难洞察和穿透眼前的这位老人。我们分析他的唯一线索便是从他的画、建筑以及文字中去寻觅依据。当然，庆幸的是他还健康的活着。
享受生活的黄永玉
黄永玉喜欢建房子在文化界是出了名的，湖南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都拥有自己的豪宅。这些住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模上，都很有讲究，比如老家湖南凤凰的玉石山房、北京的“万菏堂”、香港的公寓以及意大利达芬奇故乡的城堡，都各具特色，且耗资巨大。很多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有钱了之后显阔罢了，而他却说 “房子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盖房子不仅是一个人的开心，它是很多人的开心。”的确，他所设计和建造的豪宅都几乎成为了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而在3月份，他还在“万荷堂”搞完一个几百人参加的大型酒会。
黄永玉刚从香港回来，此次他准备在北京“万菏堂”逗留一个月时间。“万菏堂”位于北京东郊，我们从市区驱车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才到达。“万菏堂”的门口伫立着一座小亭子，村子里几名年迈的老人坐在亭子里悠闲的聊天，这也是黄永玉特意花钱建造的，他将这个亭子取名为“侃亭”，并用亲自为其题的“侃亭”两个字做了一块匾，主要希望路人、村民能到此歇息、闲聊。可没想到后来刻有“侃亭”二字的匾不久就被人偷走了，黄永玉怀疑可能是“有来往的人偷的”。自此，他便再未题字，以免再次被盗。“侃亭”从此成为了“无字亭”。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黄永玉的名气，否则，人们偷他的字干什么？
“万菏堂”的庭院里载满树木，屋宇高大、回廊宽敞、荷花池里的荷花已枯萎。除此之外，引人驻足观望的还有院落里那数十株梅树，据说都是清代嘉庆和乾隆年间，算起来，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想必在梅花竟相开放时，整个庭院一定是芳香四溢。“万菏堂”是黄永玉花了7个月时间设计完成的，就连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也都由他亲自动手设计。整套设计完全采用了传统的建筑结构，飞檐、回廊，古色古香的门窗，风格简洁明快，古朴流畅。怪不得见过黄永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懂艺术，又懂享受的人。
大难不死的黄永玉
“时间过得真快，我一晃就要过八十岁了。回想起来，真不敢相信，就好像时间被别人偷走了一样。要是现在只有三十岁该多好，哪怕四十岁、五十岁都行。”岁月的在黄永玉那里变成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很多同时代的老人们越来越少了。他在《比我还老的老头》一书写道；“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1924年生于湖南凤凰的他13岁便背井离乡，独自出去闯荡，八十年的人生时光大都是在漂泊与动荡之中度过的。“你们现在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的读书、学习，像我们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小孩，不被炸死、饿死就已经算是奇迹了”。黄永玉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同时，他也坚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
湘西自古民风强悍，不少人从小就开始习武防身。黄永玉从小也学过武、练过拳，在学校念书时也常与人打架斗殴。由于时局动荡，他读书读到初二便辍学了，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拼拼凑凑上了八年半的学”。辍学之后，他做过陶瓷小工，当过中小学教员，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些报刊撰写些文章，画些插图。抗日战争时期，政局动荡、国运不济，由于受到“左翼”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便开始发传单、搞游行，参加一些轰轰烈烈的文化救国运动。可以说，黄永玉经历了那个时代所有人都要经历的苦与难，由抗战时期、内战、文化大革命走到今天，又从收入微薄的陶瓷小工成为现在受众人追捧、声名显赫的文化名流，人生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他都饱尝其滋味。如今他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时却显得轻描淡写，“人生不存在难的问题，难也要走，不难也要走”。“与很多人不同的是，他身上充满了复杂性，这可能与地域和历史有关”《荣宝斋》杂志主编唐辉说。的确，从黄永玉身上可以嗅出一段历史的气味。当然，除了他的经历外，在文化界之间流传得比较多的还有他独特、不同常理的个性。

“惹不起”的黄永玉
曾有朋友给黄永玉画了的一幅漫画，他看了之后甚是喜欢，于是便将它设计成了一尊铜像，仁立在“万菏堂”里，铜像上黄永玉的形象是；秃头上支撑着两只夸张的煽风耳，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一张大嘴乐得咧到了耳根，赤裸着身体，左手提着腰间的遮羞布，右手端着他那具有“商标”意义的标志性大烟斗，诙谐有趣，妙不可言。黄永玉很喜欢这尊铜像，或许是因为它折射出了他的个性中的部分特质，“他的画笔，泼洒得很，色彩极放肆，他的个性极洒脱，骨头里充满流浪气质。”长期撰写文化评论的张铃说。
走进万菏堂，来迎接我们的是几只身材高大、面相凶悍的德国牧羊犬，让人不觉毛骨悚然、脊背发凉。绕过影壁，黄永玉正在堂屋聚精会神地泼墨作画，四幅尚在完成的荷花图贴在堂屋的墙壁上。估计不久，这些画便能以几十万的高价流通到书画市场了。看到有访客到，他连忙说“等一会儿，我再画几笔！”。 “过去，我们过去坐吧！”收笔之后，招呼我们进了被他命名的“老子居”客房，后来，他可能又觉得不太合适，又将我们请到他的卧室兼画室厢房，并不停叮嘱我们要注意随手关门，“用力一点关门！否则，等一会动物要进来闹事，到时猫咬狗，狗咬鸟”，据说在“万菏堂”没有人时，猫、狗、鸟可能便是这里的主人，因为养动物、种植花花草草便是黄永玉的若干嗜好中的两项。走进厢房里，有一张五米左右的大床，这不免让人联想起了旧社会的地主财阀。“用得着睡这么大的床吗” 不少人都禁不住对此很好奇，但从未有人敢拿这个问题去问他，否则，他随时都有可能跟你“翻脸”。
“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性情中人，高兴时什么都好，不高兴时什么都不好！”与黄永玉交往了很长时间的美术评论家陈履生深有体会。在性格方面，黄永玉有着与其表叔沈从文先生截然不同的个性，他说自己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年轻时，则是靠 “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他刁蛮、爽直的性格让不少人都畏他三分，同时，也使得有很多人乐意成为了他的至交。被称为“风流才子”的香港词作家黄霑当年曾有过一段四面楚歌的失意日子，与林燕妮分手，同时投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四处躲债，甚至连死的心都有了。很多人都不敢理黄霑，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黄霑说“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未曾想到，黄霑一听便火冒三丈，大声怒骂道；“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狗屁！”后来有人向黄霑求证，黄霑证实说“完全正确，全香港都希望我死！只有他来安慰我。”两个同样脾气刚烈的人彼此欣赏，成为挚友。“黄霑这个家伙是个调皮蛋”黄永玉乐呵呵地说，听说他时常把这段故事挂在嘴边，奉人便讲。这就是他性格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很欣赏像他这样有个性的人。
而关于黄永玉的爱情故事，听起来也极具戏剧性与文学色彩，据说他当年为了将爱人张梅溪追到手，而自己又无钱，无貌，于是只有成天在楼上吹小号，以表爱心。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如果换成今天，这应当算是一段不错的电影对白。

讲“原则”的黄永玉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指着客房墙壁上悬挂的那几幅尚未几完成的荷花图，小心翼翼地问道；“黄老，这几幅画若按照市价，应该值多少钱？”，“如果按照尺寸计算的话，每幅大概是三十万左右吧”黄永玉似乎对此并不避讳，他喜欢什么事都明着来。据说，他的每幅画主要是依尺寸论架，按他目前的身价，一般都在6万元一平方尺。不过，这个价格也说不准，有时还要论心情，心情好时可能低点，心情不好时则可能会高点。比如，他在湖南凤凰家里的中堂左壁便挂了这样一则“启事”，以此来回避索画者。“一、热爱欢迎各界老少男女群子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扶苏、环境幽雅，最宜洽谈。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首长百姓、洋人土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大小、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诸君子开心而来，乘兴而返。三、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拒礼品、食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四、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六，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由侄作黄毅全料理。”在对自己艺术作品的经营上，他也很讲究原则性。出于他的个性，很少有人再向他索画了，甚至连一般的部长都不敢主动开口向他索画。
由于他的画价位太高，而且索画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大批伪造的假画便应运而生。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让黄永玉很生气。因为，最近他在新建的广州飞机场，竟然发现这里挂了一张署自己名字的假画。后来，他才想起新广州机场的一名负责人，曾想请他给机场画一幅大画，黄永玉说“好啊！但要什么都讲好了之后，才能给你画”，他问对方要多大，对方说有一丈二左右，于是他就根据尺寸给对方报了一个价，把这名负责人吓坏了，再也不敢提向他要画的事了。他说 “就这个价格就将你们吓坏了，那还画什么？”。另外，还有一家国内知名的大出版社，在没有给他打招呼的情况下对他的书进行再版，这也他很生气。他说“如果我是单靠稿费过日子的话，我恨死他们了！”。在很多人眼里，黄永玉很“抠门”，但在很多友人眼里，他又是一个豪爽、大方的人。再者说，不“抠门”，他又哪有这么大的家业呢？

湘西、沈从文、黄永玉这三者在外人看来，是彼此紧密相连的关键词。他们的文字与画笔，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解了湘西文化提供了通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都在成就“湘西神话”的同时，也最大的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人们不仅仅是喜欢黄永玉，可能还夹杂了其它的社会审美心理”一位美学专家说。
黄永玉作为一名经历了过大时代的人，应当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个人价值都是如此。但问题是，对于这位艺术家，人们似乎给予了他太多的期许，甚至，在狂热的追随中也逐渐划向了一个不理智的神化边缘。比如，有人将他齐白石并举，也有人将他称为“天上掉下来的画神”。而这一切，正是他所拒绝的，而他也一直在与这种力量抗衡。比如，有专家认为在20世纪，湖南出了两大画家，一位是齐白石，另一位则是黄永玉，并创造了一个“齐黄”概念。这事让他很恼火，大骂荒唐，说自己怎么可能与齐白石相提并论呢？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很谦虚，因为这样显得他很虚伪。正如一位美国女作家曾写道，黄永玉并不谦虚，但求实。求实，便是一种理性。
面前的黄永玉很难让人将他与八十岁高龄联系在一起，虽然年已八十，但他却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语言幽默，就连脾气也不减当年，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你会认为他最佳创作期还未来临。他有太多的专长和爱好；已至于让人提问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本来辛辛苦苦拟好了采访提纲，在他那里一点都不好使，常常弄得提问者尴尬得下不了台。据说，他很擅长对付媒体，常规的思维和惯性的提问在他那里变得有些滑稽。

韩雨亭：听说你的画在市场上很卖钱，是不是你天天都在画？
黄永玉：（摇头）不是，不是！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规矩的人，没有必要那样（玩命）。
韩雨亭：你又写诗，又画画，又写书等等，为什么精力那么旺盛？
黄永玉：这不是艺术问题，而是生理问题。况且，这些都是你们去分析的问题，我哪里讲得清楚？是不是啊，比如，有的人吃饭吃两碗，而有的却要吃五碗，我们怎么说得清楚呢？
韩雨亭：很多人说你的艺术和经历都极具“复杂性”，你自己怎么认为？
黄永玉：是好还是不好？（反问）
韩雨亭：这我怎么知道？
黄永玉：那你自己写不就得了，大概属于社会和客观上的一种反映吧，让我来回答很难回答清楚，对不对？有的人问我抽烟好不好，有的说不好，我说有好也坏，我只是反问他们，是熏过的腊肉容易烂呢，还是没有经过烟熏的鲜肉容易烂？他们说是腊肉，我说这不就结了吗？
韩雨亭：同样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笔下的历史显得那么轻松呢？
黄永玉：那是你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啊！为什么我那么轻松？那是你应当去考虑、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怎么可能自己说好呢？把自己说得好得很当状元那怎么能行？我不可能说自己如何如何之精彩，如何如何之曲折，这一切都需要别人去揣摩。

韩雨亭：提到你，就不得不提到你的表叔沈从文先生。在你《比我还老的老头》一书中，你花了很大篇幅来写他。
黄永玉：当然，从血缘关系上，他是我的表叔，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并没有受过他特殊的影响。因为我是左翼分子，从小也参加一些左翼的活动，直到五十年代我都二十多岁才见了他的面。有很多人都说我受过他很多的影响，你从文章中就能看得出来，我的文风受他的影响并不大，很多东西完全显现出我们湘西人的性格。而湘西人有两种性格，一种像我这样的“火”脾气，一种像他那样的“水”脾气，所以，就从脾气的角度就有着根本的不同。况且，他是一个写文章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人，我怎能同他比呢？
韩雨亭：那么，从思想的层面呢？
黄永玉：在思想上也没有什么影响，他与我的思想完全两码事。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但是我在左翼的领导和鲁迅的熏陶下，受到了像当时的夏衍等很多老前辈们的帮忙。有很多问题上，我们不能将他简单化。
韩雨亭：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立场，你如何来评价沈从文先生？
黄永玉：他是一个非常乐于奉献、丝毫不利己的人，从人格上我很尊敬他，但我认为左翼文化对他缺乏认识，所以，这弄得他在解放后吃了很多苦，也没有让他好好的工作，这对国家和文化来讲都是一个损失。
韩雨亭：无论从你的经历还是艺术个性，很多人都认为你比较复杂，你怎么看？
但是，当然，有些人喜欢将自己往神秘的方向去塑造，将自己夸大、或者弄得英雄化。我觉得不能将一个人往神圣、神秘的方向去想，其实一切都很普通，唯一区别的是大家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像我们这样画画的人，就应当老老实实的画好画。沈从文先生和我不一样的是，他很节省，不会像我这样花钱，当然，他也是没有什么钱可花。看一个人，如果你就简单的来看就比较准确，把他故意神秘化了就容易上当。
韩雨亭：这是不是说明你反对一切神秘和口号呢？
黄永玉：不光是神秘和口号，只要是做秀都不大好。其实，大家都是劳动者，我们的运气好、命好，选择了画画这么一个行当，又很开心，朋友也开心，同时自己又能有钱拿，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有的人说为了国家，为了文化，哪有那么多事？画画就已经够开心的了，还为了国家，真是瞎扯！
韩雨亭：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你最崇尚什么？
黄永玉：自然，贴着地过日子，开开心心的，别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作者：韩雨亭

黄永玉与沈从文

这世上能让黄永玉悦服的人没有几个。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多年来与他聊天，听到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　　黄永玉在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还有后来的《这一些忧郁的碎片》）里写到沈从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像：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的确，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然后独自前往北京。黄永玉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在漂泊中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对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些人来说，尽管有漂泊的艰辛，尽管有乡愁，但他们拥抱的是自由，是浪漫。他们似乎都本能地感到自己终究有一天会挺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舞台上。

　　黄永玉把沈从文的人生写得那么丰富多彩，把沈从文的形象勾画得那么感人，想必他在沈从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写沈从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写自己。

　　两人也有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后，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在“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

　　难以想像，没有年轻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漂泊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复杂的社会。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这样把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黄永玉还是一位文采风流的作家、诗人。他先后出版了《罐斋杂记》、《芥茉居杂记》、《太阳下的风景》以及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多部作品，其散文和小说笔调深沉，语言诙谐，寓意深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黄永玉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浪迹天涯却情系梓里。他惦记着养育了他的这方山水，惦记着家乡的吊脚楼和石板小街。他在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中写道：“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实在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不论我走到哪里，也会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家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