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赶美术界的场，是1987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油画展”。那时候我姐姐在上海读书，提前告诉了我有关油画展的展讯，我便邀集了几个正在考学的考生闻风而动，抱着瞻仰的心情，从长沙坐火车赶赴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以看展览的名义离家出远门，父母当然有些不放心，但考虑到我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还是掏出腰包支持了我。几个同伴中我记得还是我带的钱最多，一路之上自然也就免不了买单，那种风光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当然，更让我触动的还是“第一届中国油画展”上的写实主义作品。过去，只是从书本上看到一些写实绘画，没有太深印象，如今到了上海零距离接触，眼见为实，的确是开了眼界。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杨飞云、王沂东他们的参展作品，尤其是宫立龙所刻画的一个女生坐在梳妆台前的形象，影子一样紧随我青春期的脚跟，挥之不去地陪伴了我很久……
那一次赶美术界的场，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此后，一起学画的同伴中有人考上了学校，务了正业，也有人放弃学艺，改做了它途，只有我戴着文化的枷锁，从南到北还在赶着美术界的场，一晃尽竟过了快二十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流浪到了首都北京。对于一个从小地方出来，而又执迷于艺术的人来说，北京无疑是一个梦想的天堂。这里不仅有美术馆，有大大小小的画廊，而且还有各式各样艺术品展示的“替代空间”。这无疑提供了我更多学习的机会，也加快了我赶场的频率。我还记得，那会儿我看过的展览，有罗丹的雕塑展，有伊门道夫的绘画展，有乔治与吉尔伯特的材料展，甚至还有博尹斯的观念艺术展等等，真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这些艺术大师的作品，通过感受他们的气息，吸取他们的能量，我才逐渐理解了艺术，理解了它的内涵与外延，其实，远不是我过去看到的那么局限。古人云：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我想应该是有道理的。人若要明智，大概先得多看，多了解。
正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乐此不疲地奔赴在赶场子的路上。饿了，一个面包打牙祭，渴了，一碗白水化清痰，尽管过程很辛苦，但心情却很充实。因为我知道，我的每一次奔赴都将会是一种收获，如同收获一场场精神的盛宴。
后来，到了圆明园之后，虽然在园子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相互吸引的能量场，但我外出赶场子的频率依然没有怎么减弱。当然，那时候赶场子的目的已经跟过去有所不同了，更多不是为了再去读画阅人，而是为了蹭吃蹭喝，填充饥饿的肚皮。圆明园时期的生活条件的确很艰苦，那时候艺术市场没有形成，创作换不来经济回报，大家也就只好勒紧了裤腰带做人，饥一顿饱一顿地默默坚守。但是，在各种展览开幕的场面上却透出一些喜庆，一般都会有酒会，有吃的点心，甚至有些还会在开幕式结束后安排饭局。这对于我们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户”来说，无疑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于是，赶场便成了我们酒足饭饱的节日。从一个到两个，从两个到三个，人数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壮大。久而久之，我们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团伙，也由此就给外界留下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是中心，是场面上最活跃的一群人。
我还记得那时候，每次展览开幕式结束最后剩下的一拨人，往往里面会有我，有徐一晖，有王庆松，有刘峥，有时还会加入进来胡向东与俸正杰等人。这拨人当时是以“艳俗艺术”团队的面貌出现的，在艺坛还属于新人，但在场面上却早已经混成了脸熟。曾有好心人向我们提醒，奉劝我们不要经常以这种蹭吃蹭喝的状态抛头露面，以免影响将来进入艺术史的形象。其实，道理我们心里都明白，可是在当时那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朝不保夕，又怎能让我们沉下心来，屏住呼吸，甘愿去充当沉默的羔羊呢？物转星移，历史在不经意间便翻过了一章，当年那些一块儿蹭吃蹭喝的朋友如今大都已经功成名就，成了被艺术市场追逐的明星。遥想起当年，再比照当下，我有一种仿如隔世的感觉，一时间又想起了崔健老早以前唱的那首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当然，这种变化不单是别人，也有我自己。这些年我的人生也通权达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最大转折就是我放弃了艺术创作而转到了艺术批评。这是一种阵痛，犹如金蝉脱壳，需要置于死地而后生。幸运的是，我生过来了，并获得了批评的身份。随着身份的改变，我赶场子的方式也渐渐发生着变化，蹭吃蹭喝的岁月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在从事批评的同时，反馈回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光环。这让我有些琢磨不透，觉得取舍之间其实蕴藏了太多鲜为人知的奥妙。我的舍弃却让我有所得到，这令我想起了一位基督教学者说过的话：“决断产生飞越”。也许有些人失败不是缺乏判断，而是缺乏决断。对于我，似乎是在决断后一夜之间长大了，因为批评而获得了成熟的表情。此后，我成为了所谓的批评家，赶场子的次数由此也莫名其妙地增多了。不过，这以后不再叫赶场，而换成一个更加悦耳动听的词汇，叫着“出场”。
这几年，我没少出场，尤其是近两年艺术市场火爆以后，受环境的蛊惑，我经常还会被迫出场。对此，我常常担忧，担心自己被经济大潮席卷而走。我的朋友王南溟曾经批评过“坐台批评家”。扪心自问，我也应该算在他的批评之列。的确，台是不好坐的，坐下来，免不了就要放弃一些原则与立场。所以，我坚持认为王南溟批评得对。但是，反过来一想，也不完全尽然，站在展览和作品的对立面，只是批评的一个角度。如果批评家们人人都不出场，那么艺术展览又为谁看？尽管“批评家是艺术内部的敌人”(奥利瓦语)，但如果没有批评的敌人从内部去开挖，大众又怎样来理解今天这些稀奇古怪的当代艺术呢？其实，批评还有另外一种职责，那就是阐释。这就需要经常出场，经常走近对象，经常深入内心。只是对于我，永远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因为获得了所谓批评的权力反倒遮住了原本犀利的目光，更不能因为今天变成了体体面面的出场，而忘记过去赶场时的艰辛。因为那里才是我求知的源头，蕴藏了我上下求索的精神。
2007.7.8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