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容易说错话，也会写错字，当我用画来“说”时，就不容易出错。

我曾画了很多写生画，这次展览里有我很多在瑞典画的小画，用的是英国颜色，还有中国墨色。

还有一些是在北京、厦门、丹东、顺德、武夷山画的。就像是植物种在不同的地方生长出来的就不一样，到一些新的地方画画就会带一些当地的地方特色。在我的创作的时候，经常带有很多的随意性，比如说画一艘船，不一会这船就变成了小鸟。

有人说，王彤，你的画我看不懂，我说，在画面的某种含义上，我自己都不懂，你怎么会看懂，如果大家让我自己解释这个画是画什么？为什么？我都不太好说。《月亮的影子》那幅画的灵感来自我的一个梦：我梦见月亮很大的投影在天空，大大的影子，太美了，我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它，所以醒来就画了那张画。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懂得或理解我们自己，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懂得和理解他人，如果我们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时，那么，就该讨论应该在哪一个层面上理解艺术和艺术家的创作了。

我觉得无论是画一张画还是写一本书，它便有了生命，它便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的轨道，并非由艺术家来决定它的命运。所以，艺术家就该与他的作品达到一种和谐。托尔斯泰在构思《安娜 卡列尼娜》的时候，他事先并没有让安娜自杀的意图。

我画画的时候从来不打底稿，所有的东西都让它在画面上经过，每张画都有它走过的一个路程，哪怕是画大画，我希望是某种自发的东西，胸有成竹似乎是不太可能。我画画时心还是挺轻松的，心情低落的时候没有办法画画。

我到了瑞典之后，有很多年不能画国画。第一次讲中国艺术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从哪讲起好，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缕出头绪来，我所学过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传统实在是太强大，太固执，一拿起笔来不是丁头鼠尾，就是高古游丝。中国的传统渗透在我的血液里。

经过了很多年，我才能够在宣纸上随心所欲的画画。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很独特，但永远不会变成唯一，他的身上肯定要带有很多别人的不同的东西，比如，很多国家的伟大时代，很多优秀的古典与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我们需要把它们组织成为自己的语言，我们总要受其他人的影响的。

有人问我，在创作中可否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我的回答是有时有，有时没有。在画时候，我考虑的不是太多。

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学院的风格走出来？

很不好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我不是聪明人，我不能做到顿悟而是渐悟，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事件发生很长时间后我才能明白。

学院的风格自然也有它的益处。

真正能够走进传统、学习传统还是相当重要的。现中国美术馆展览的俄罗斯的绘画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5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他们的绘画，我觉得他们画的特别好。人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假果你不学透视的话，你在画面就没有办法避免透视。每一个人还是根据性格来决定学习。

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好。

我觉得人生如果称得上幸运的话，那就是在一个人年青的时候，得到好的的老师的指点。我就曾有这样的运气，比如鲁迅美术学院的许勇老师，他是很勤奋，很优秀的老师之一，鲁美有一种风格就是实实在在的造型能力，也比较注意题材，我觉得艺术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宗教的，可以是游戏的、唯美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

我国画系毕业创作的画就不像国画的样子，也是因为这样，我毕业后便在油画系任教。

绘画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也很奇怪，就像每一场球赛，进球是必然，但每一次进球又都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