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猜想，当年画家马德升在握笔写小说时的心情，一定是激动不已、心潮澎湃的。不然，他不会将自己曾经一个紧凑的小短篇写得那么跌跌撞撞，跑了形，走了样，以至于让北岛和芒克这些同仁们看了以后坚持要来给他的这个小短篇作结构上的梳理与调整。结果自然是面目全非，一个心花怒放的小短篇就这样顺理成章、变得循规蹈矩了起来。虽然，它最终还是被顺利地放在了著名的《今天》杂志上，但却使马德升失去了一次用惊涛骇浪般的原始激情，去撞击时代紧锁的阀门、开渠引源的机会。为此，芒克与北岛等人也似乎心有歉疚，乃至事隔多年以后，提及这一细节，仍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驱使马德升紧握画笔的双手慷慨激昂的写起小说来呢?事出有因，正如北岛将自己当时所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取名为《波动》所直截了当显示出来的那样。手为心动，心为时敏。在马德升和北岛等人提笔画画、写诗的年代，也正是一个“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长期极左路线的压抑，勒杀了人性的自由与奔放，在一些地区尤其是政治敏感的北京，许多年轻人已经明显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他们开始通过一些较为隐蔽的私人渠道、如饥似渴地传阅起市面上查禁的一些文艺作品，从中寻找灵魂寄望的出口。就像诗人多多在一篇回忆七十年代的文章中记述的那样:“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自由的思想意识就是这样在他们欣喜若狂地阅读中孕育生长，酿成热血沸腾的激情，犹如潮涨一般，翻滚着，沸腾着，即将漫过那封闭保守的河堤。北岛、芒克、多多、杨炼、江河等人的诗，马德升、黄锐、王克平、曲磊磊等人的画就是创作在这么一个心血来潮的时期——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前夜。
将个人真实的情绪反映在文艺作品上，三十年来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文艺断送了她的命脉，在阳光大道的光辉掩盖下，个人的情感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毫不留情地扫向了一片荒芜的灰色地带。人们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声中麻木了，最后被革命斩断了神经，斩断了那根敏感而活跃的末梢神经。整个时代都被蒙上了面罩，就像手风琴合上了沉重的琴盖，黯然失色。然而，就在这种单调而千篇一律的和声之中，诗人郭路生却异军突起，用他那曾经激动不已的“食指”透过沉重的琴盖撩动过灵敏的键盘，拨动了荡气回肠的心律。《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至今仍为我情所感、为我心所动的诗篇，在当时，之所以能够牵动千千万万知青们的联想，被广为传颂，就在于他用最为朴实的情感方式纤细地刻画出了一段隐隐作痛的真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尽管马德升的小说没能像郭路生的诗歌一样获得广泛传颂、脍炙人口的效果，但作为一代人的沸腾心声，在当时却也赢得了周围不少年轻朋友的心理趋同，从而促使纷纷从深幽的胡同巷子里走出，兴致勃勃地聚拢到一起，在一根根变奏的旋律下弹奏出了新时代的和声。作家阿城曾描绘过当年他们聚在一起时的情形:“……地点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东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儿茶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钉起来，成为《今天》杂志。”(《星星点点》)在钟阿城这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包含了惊奇的发现，包含了主体的冲动，也包含了蠢蠢欲动的激情。
1979年9月27日，一个名为“星星”的画会在中国美术馆的栅栏外举办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画展。画展由黄锐和马德升牵头，聚集了活跃在北京地区约二十多位业余画家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或抽象，或表现，或晦涩，或冷峻，总之，跟以往的艺术创作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反差造成了冲突，冲突带来了危机。所以，展出活动很快被制止。于是，这一强制性封展行为激起了更大的愤懑。10月1日，国庆三十周年之即，一行浩浩荡荡足有上千人的游行队伍，从西单集合出发，经广场到北京市政府门前举行了一场据理力争的游行，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方的就是画家马德升。当时有外电这样描述:马德升威风凛凛，双拐拄成大字形，疾行前头。
如果将“星星美展”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端，那么，以北岛的小说《波动》为导火索，大概是一种最为生动的概括。因为波动中有一种情绪，情绪中酝酿着一种变化。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求新求变的历史冲动，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主题，也使得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呼声下风驰电掣般找到了激情释放的出口，获得了思想表达的途径。但是，由于风暴来得过于迅猛，过于强烈，潮涨之时，也同时淹没了人的许多朴实与真挚的思想情感。所以，在大革命时期，在接踵而来的“大生产”、“大跃进”和“大批判”等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真正深刻的不是很多。太多慷慨激昂卷席而起的往往只是人的一些浮躁情绪和功利情绪，在这些情绪粗糙地卷入中，一轰而起，出现了许多盲目地跟进。在诸如“脱胎换骨”的“文艺革命”，和“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等等迫不急待的革命呼声之背后实际仍还遗留着一个巨大的情感真空。
在个人的情感线上抵达最深，在时代的主题链上追溯最远的，我一直以为曾经还有过一位四十年代的电影导演费穆。费穆先生曾在1948年前后导演过一部知识分子电影《小城之春》。这部电影是用一座残破的小城为背景，以五个演员搭成的一台戏，五个人从各自不同的角色引线穿针，一点点进入画面，活灵活现的进行穿插，尤其是突出女主人公周玉纹那幽幽的内心独白，从意识之深实现了作者对于生和死，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质问，以及挣扎、徘徊在两者之间人性之矛盾纠葛的深层次抵达。故事是在幽暗沉闷的气氛中展开的，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住在一个小城里边，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了菜，总喜欢在城墙上走一趟，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人在城墙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就整天不回家。”这就是女主人公周玉纹在影片开头时的喃喃自语。她走在残岩断壁上，眼下一片迷茫，尽管风依旧在吹，不时还在撩拨着她的发髻，然而，她却心死如灰，无动于衷。故事就是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和心灰意冷的沉闷空气中开始的，正如女主人公周玉纹在片中所叙说的那样:“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去想什么了。”但是，接连下去的故事线索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他是从火车站来的。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在这里？他认识我们家的后门，他停下了，他的脚踩着药渣，对了，他是念医科的……”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女主人公周玉纹旧日的情人章志忱。如今，旧情人变成了新医生，这种心理上的暗示，由远而近，由近至深，层层剥离，层层深入，不只是在窒息的内心荡起了涟漪，而且以其人性化的感动，似乎也正在医治某种大时代的创伤，绝处逢生般从意识深处打开了一个灿烂的春天。
1948年，中国人经历了战争的苦难，百废待兴，一切都在废墟之上重建。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故国不堪回首，中国人又将何去何从？关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费穆没有浓墨重彩，使用宣言，套用概念，而是从细腻的人性角度深情地演绎，尤其注重内心丰富的动感因素，使之日渐凋敝的现实世界在人的内心逐渐死灰复燃，一点点荡漾起来。残岩断壁、药和春天，几个意向相互重叠、穿插，反复出现在镜头前，紧紧地抓住了时代心理，即中国人在遭受到历史性的挫折之后尤其希望获得再生，渴望重新复活的理想心态。
人，是在自我的困境中产生了创造的冲动，冲动即是对压力的一种缓冲，也是对困境的一种突围。七十年代初，诗人芒克独自坐在白洋淀的河套旁表达过跟四十年代费穆几近相同的思想，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在粗粗细细的路上/我和她并排走着/她是风。”有人对这首离奇古怪的诗不予理解，说诗人与风并没有相对运动，又是怎么感觉到的呢？提问者其实并没有理解到诗人年轻的心扉，也忽略了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七十年代，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诗人敏感到了一种历史的困境，并以其天然的率直欣然面对，不期而遇地抓住了一股自然之风，尽管他说不清楚风是从哪里来的，也并不知道风将要往哪个方向吹，但这种源自于身体内部的激情，却使诗人在那个无比严酷的年代，敏锐而自觉地创造出了一种惊奇，打开了一扇通往春天的大门。
白洋淀时期的芒克与多多相约，每年以决斗的方式互相拿出一本诗集。北岛、江河等人寻访白洋淀，以诗会友。以及再后，更多的北京青年围绕《今天》杂志、《星星画会》等展开的一系列创造性思想活动，都可以归纳为在文化管制和文化扼杀最深处的一种人性化突围，一种狂放不羁的思想心动。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慧能语)历史正是在心绪的不断起伏与蹦跳中向前跃进的，没有这些创造性的心动元素，历史只是死的历史。
1975年的除夕之夜，在远离北京的山城重庆，一位过路知青曾被一个蹲在厕所旁边守粪的老人形象所深深触动。透过节日的喧哗，知青与这位孤独地瑟缩于寒风中的守粪老农直面相对，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颤栗，产生了巨大的创作冲动。这种不可名状的冲动，驱使这位知青日后创作完成了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这便是罗中立和他的《父亲》。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面世，顿时引起哗然，成为了社会各界谈论的一个焦点。之所以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能够牵动千千万万中国观众的心，就在于这幅作品将父辈们的苦难与悲凉摄取到了情感的画面上，就如同二十年代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一样，其中所包含的重大的人性之感动因素，赋予了整整几代中国人对衰老背影的历史性凭吊和更为深情的思想性回眸。
正是在这种对历史的不断反思与回眸中，政府开始了拨乱反正，时代也因此获得了重新恢复与重新解放的机会。七十年代末，门户被再度开放，随着视域被打开，大量信息开始涌入，许多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也相继得到了平反昭雪。那是一段冰消瓦解、春暖花开的时期，空气在流动，思想在活跃。春天，一个最使人怦然心动的意象，成为那个时代最生动、最突出的旋律，就像天外来音一般，从沉郁苦闷中解放出了几代人压抑的心声。
随着张扬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公开面世，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和作家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也陆续获得了再版，而一部电影里的主题曲《青春啊青春》更是像旋风一样刮进千家万户，刮进人们沉寂的意识，牵着时代的脉搏，引出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时代。
“青春啊青春，壮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我问青春为什么壮丽，她带着理想，她带着希望，更带着爱情在你的心上……”
1981年冬末，画家何多苓画了一幅《春天已经苏醒》，1982年早春，画家袁庆一画了一幅《春天来了》……
春天那蓬勃的意象就是这样子渗透进了饱经风霜的历史深处，在大时代举棋不定的上空蔓延开来，掀起了最为激荡的情绪波澜，而在此春光大面积降临之前，却早就有过一些人翘首以待，颤栗于春天的方向默默地敞开。
2002.4.20写于通州
2007.7.13改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