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博一（以下简称冯）：你的画中有几个因素是我比较感兴趣，也是我认为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你的画与你个人成长经验密切联系，是比较个人化的、有感而发的。一些重大题材、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似乎和你的作品没有太大关联。
刘野(以下简称刘）：我画中的题材似乎可以发生在50年前，也可以发生在50年后，没有时效性。但和当下发生的某一具体时间保持距离是我一贯的策略。我需要时间来对某一事件做出判断，过早地下结论往往犯错。我觉得我们经常犯速度过快、反映过早的毛病。丑小鸭长成天鹅需要时间。
冯：以往的艺术或艺术批评常常是针对社会需要或某一事件、人物，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问题做出判断，并转化到画面中。是批评也好，是赞扬也罢，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单一向度的方式。它往往忽略了个人的价值和判断，忽略了个人的生存状况与这些问题的直接关系。
刘：我们的思维经常沿着一种惯性，强调集体思维而忽略了单独思考，不是为此服务就是为彼服务。我们受到的教育也经常是“艺术要反映重大社会事件，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而我们现在也常常不自觉地套用这种思维方式，为另一种需要服务，却陷入了相同的怪圈。具体结果虽然不同，但却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忽视了每个人的具体体验和感受，而显得干枯和概念。
冯：你的作品比较强调个人经验，这的确是一种比较显著的特点。近期作品中有一些新的元素，比如红太阳、松树等，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画和宣传画，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年画和宣传画上经常运用的元素。你是怎样思考把这些“公共”元素和你的个人经验结合的？
刘：这和我儿童时期的视觉经验密切相关。我成长于一个被红色所覆盖的世界，红太阳、红旗、红领巾；而青松翠柏、向日葵也经常是红色象征的衬托。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所象征的意义，而是想当然地、被动地接受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去感受，就像现在的小孩觉得麦当劳、米老鼠是想当然存在的一样。而我们对麦当劳的感受更复杂，理解更深刻。我们对红太阳的感受和父母一代肯定不一样，对我来讲它是一种想当然的颜色，是我儿童时期的视觉经验，更多的是怀旧，因为画红太阳更多的是使我想起在幼儿园的日子。
冯：这和“政治波普”对这些符号的运用有了显著的区别，它更和你小时候的视觉经验相关。
刘：是的，我不强调它的政治含义，而更强调它的视觉经验一面。你不管怎样理解这些符号，它们都已经存在了。
冯：但我觉得这些符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象征意义。
刘：确实如此。但我更想强调她们非意识形态的状态。我觉得这样往往更深刻、更宏观、更能使人回味。一个符号仅仅赋予单一的意义，是片面的，比如红色可以象征革命，可以象征幸福，也可以象征暴力和血腥。所以，单一的答案往往是片面的，是不准确的，我尽量不在我的画里提供单一答案，虚一些、空一些是我解决问题的方法。
冯：这是我觉得你的作品与“政治波普”显著不同的地方。 你不太强调这些符号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也不太强调他们和当代商业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
刘：对于外部变化我有一种回避，我也很关注现实、关心政治、了解时尚，但我不想轻易受影响。政治对艺术的影响是每时每刻的，回避也是一种态度。它比起宇宙根本微不足道，比起人类普通的情感也微不足道。比如爱情，“文革”时期的爱情和现在的爱情又有什么不同呢？美丽与丑陋、善良与卑鄙、快乐与忧伤等等这是一些对于我更重要的概念。
冯：另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元素是，这些符号在你的作品结构中，转化成一种荒诞的幽默感，而这不仅仅是可笑的，更多的是带给大众一种荒诞感。
刘：稍微有一点戏谑的成分，有些像喜剧。一些事件带给我们太多沉重的记忆，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能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有时候退得远一些，有一些距离，可能更客观。比如“文革”，它带给我们巨大的伤害，如果我们只是痛哭流涕的谴责，被灾难与痛苦压得翻不过身，它就还在伤害着我们。我们更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个事件在历史的长河中的位置和意义，我们每个人应该得到什么教训。我很佩服邓小平，他在“文革”中是受到伤害的，但他处理这个事件的哲学，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冯：对其不仅仅是谴责，还应有更深刻的思考。
刘：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有时会更清楚，得出的结论也更客观。
冯：你的作品有喜剧和戏谑的成分，但我常常发现里面还带有一种伤感的情绪，比如《阮玲玉》等作品。
刘：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喜剧是卓别林的《城市之光》，这是一部让人捧腹大笑的电影，也是一部让人落泪的电影，它是用一个喜剧的形式来讲一个悲剧故事。你笑得越厉害，那个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就被衬托得越凄凉，谁也不会看完以后仅仅一笑了之，那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我画中运用了许多可爱的孩子形象，借鉴了卡通的语言，但我不满足她们仅仅是卡通画，还应有话外音。
冯：所以你的画所表现的并不是像表面那样乐观，欢乐背后总是潜藏着恐惧。
刘：谁又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呢？正像阮玲玉、周璇、张爱玲一样。
冯：说到卡通，我意识到你的作品属于雅俗共赏的范围，并不晦涩，使人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
刘：我父亲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经常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后来我也发现一流的唐诗宋词都不难懂，深刻的艺术并不一定很晦涩。我看了许多宫崎峻的电影，他们大多是用好看的故事讲道理，像《龙猫》、《再见，萤火虫》，我从他的电影里学到了很多。
冯：你受到了很多卡通亚文化的影响。
刘：是的，像荷兰的Dick Bruna，日本的宫崎峻等等。我觉得他们和达·芬奇一样伟大。
冯：你画中经常出现蒙德里安的作品，这又是一种什么用意呢？
刘：这和我学习工业设计的经历有关，当时我画了大量的工业图纸，完全是手绘的，横平竖直，像印刷的一样。这种训练是残酷的，但完成之后又有一种快感，我后来也长时间沉迷其中。在蒙德里安的画中我感受到了相同的心理状态，一种平衡、优美、单纯的画面，带给人内心的宁静。他的画对我是一种心灵安慰剂。
冯：其实，蒙德里安与维米尔的画中也有相同的气氛，他们两人的作品非常相似，结构完全相同。
刘：宋人画作中也有这种气氛。
冯：我观察到你个人的生活状态和你的画作也很相像，和人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相当稳定。
刘：一定距离有利于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