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绘画有助分担我的孤苦。”
——摘自“艾豪红宝书”第四条
或许，正如世界最杰出的政治波普艺术大师艾豪所说，他的人生成长经历及艺术心路是孤苦的：艾豪（Erro，全名Gudmundur Gudmundsson，中文也译作爱罗）1932年7月19日出生于冰岛西北部的奥拉夫斯维克。其生父全名为Gudmundur Einarsson Fra Middal，是冰岛的一名著名画家，而母亲叫Soffia Krisinsdottir，则是一位工人。作为私生子的艾豪，仅在降临人世的两个月后，便随母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首站即搬迁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外祖母家居住。之后，母亲又领着年幼的艾豪去了冰岛南部的Kirkjubaejarklaustur（教堂城）。为了生存，艾豪的母亲于1936年和当地与一位名叫Siggeir Laruuson的农场主再婚，并又生育了三个孩子。1942年，作为学童年龄的艾豪又被寄养在父母的朋友家，这段岁月，也正是他就读于Thykkvabaer小学的时候。 爱好对此有着深刻的印象：“学校离家非常远，我每天需走6公里的路程去上学，但我的美术课成绩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
晚年的艾豪至今仍津津乐道叙说着他学艺的往事，少年时代，艾豪幸运地拜认了冰岛著名的画家Kjrval为师。恩师Kjrval不仅言传身教地指导艾豪的技艺，同时也慷慨资助生活窘迫的艾豪，学艺心切的艾豪，从此不再为昂贵的油画布与颜料所犯愁。Kjrval作为优秀的启蒙老师，确实影响并开启了艾豪的艺术生涯。值得提及的是，艾豪的处女作《战争》（Strid），仍旧悬挂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们仅就这一画名即可窥视到艾豪始终将政治与艺术紧密联系的特殊情结。1947年，一个令艾豪心境异常波动的一天，他以雷克雅未克中学的在校生去国家美术馆观摩研习，终于见到了生父Gudmundur Einarsson Fra Middal的杰作，这对自小就与农民出身的继父一起生活的艾豪，无疑是心灵深处的一次震撼，他认真地写下了对父亲作品的评价：“比别的艺术家更有吸引力”，这是他的真情流露，也是深为私生子的艾豪值得自豪与欣慰的一刻。同时，又敦促他坚定地走向艺术这条路。有一次，冰岛报纸在艾豪就读的学校进行民意调查，艾豪接过表格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自己未来发展的答案：第一志愿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最偏爱的从业项目是绘画。这段时间，艾豪又拜冰岛著名的艺术家Kristjan Davidsson为导师。为照顾家务，他还要经常回到母亲与继父工作的农场干农活，此时的艾豪，既是艰辛善良的“农民”，又为勤奋求进的青年画家。两年后，艾豪考入雷克雅未克艺术学校。
在温馨浸泡的1950年，艾豪生平第一次与生父Gudmundur Einarsson Fra Middal见面。这种父子相遇的甜酸苦辣之情，一言难尽。掐指计算，这一年正是艾豪长大成人的年龄——18岁。这如缕如刻的18岁印痕啊，已将艾豪重新锐化成为一个硬汉，一个敢想敢干的青年艺术家。从此，家族的紊乱、使人身心疲惫的生活，逐渐地消隐在他那明亮又深邃的双眸里，艾豪的眼光变得开阔起来，关注视野也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只有人类的苦难与欢乐才真正属于艾豪。
也许，艾豪昔日的苦涩及对艺术坚忍不拔的追求感动了上苍，幸运之神突然开始眷顾他了，1951年，艾豪的阿姨买了一张政府彩券，并送给他，没料到艾豪果真中了彩券的头奖，喜获五万美元的奖金。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数目，艾豪决定以这笔款项作为自己求学的基金，并于同年去挪威奥斯陆艺术学院深造。四年后，艾豪又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继续学习，期间他还在意大利研习拜占庭马赛克镶嵌画。
艾豪起伏跌宕的生命过程，搀杂着折磨人的“家族史”，非但没有迫使他的性情孤僻压抑，反而练就他更为豪爽、善解人意、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好人性。这一切都为他以后所从事的政治波普艺术，及作为一名具备社会责任感的真正艺术家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豪在祖国冰岛策划与组织举办“毕加索画展”的过程中，他那充满变数与戏剧化的人生又多出一次意外：他从冰岛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Vigdís Finnbogadóttir）处知悉了自己家族的光荣史。原来，这位女总统的祖父与艾豪的祖父是兄弟，艾豪和这位女总统是堂姐弟。身分显赫的堂姐当着艾豪的面详细讲述了他们家族的发展历史。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艾豪在给我讲此“故事”的经过时，面无任何得意之情，神态也格外冷静，似乎他是在诉说着别人的家常。艾豪确实已修炼成为“超人”，他心中只有艺术，他把“自我”看得极其清淡，名缰利锁也无法奈何了艾豪，所以，他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份，尽管他的血统高贵，足有炫耀身为贵族的资本，但他仍觉得作为农民的儿子较踏实些。至今，艾豪仍不认为命运在捉弄他，适得其反，是上苍的庇佑，重塑出一个脾性强悍又自尊的活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艾豪。童年使他孤傲，青年使他佯狂，老年使他坦荡自由。孤苦命运与艺术的力量有机结合在一起，拯救了一个顽强而伟大的灵魂。为此，“艾豪”这个名字，不是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世界的。
毋庸置疑，艾豪特殊的冷温人生与被煎熬过的心灵，均已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种子，“仇恨的种子要发芽”——他以爱憎分明的艺术批判精神，痛斥地球人类被异化的种种情态。当然，仁爱的种子更能发芽——他以一名国际战士及艺术家的情怀，积极投入到国际社会。先展开艾豪的政治波普艺术的长卷吧，我们会寻找到他所有的一切……
二
“绘画艺术是私有式的乌托邦，矛盾中带来乐趣，孤独一人得到快意，也会令他人愉悦。”
——摘自“艾豪红宝书”第一条
艾豪独特的生命形式，悲喜交织的人性情感，奠定了艾豪个性化的乌托邦，也导致了他的个人信仰问题也是“跳跃”式的：年少的他每每赴天主教堂，并非去听神父证道，而是沉迷于教堂里的宗教壁画或装饰艺术；中青年时代的他偏爱共产主义，试图在信仰中寻觅一种新的政治思想理念，一种浪漫的刺激性事物；晚年的他在西班牙意外遇到车祸、幸免于难之际，又自然结下了佛缘，这缘起于艾豪的泰国夫人威莱在这场厄运中，为他所求佛之保佑。至今艾豪双手打着佛礼仍愉快地活着，每年必到泰国来上庙进香。艾豪这种随意性，浪漫化的个人信仰痕迹，以彻底折射在他的政治波普艺术中。共产主义远大美好的理想，宗教超然物外脱俗“红尘”，行善为乐的崇高精神境界，从根本上已演变为艾豪个人乌托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艾豪自身过度的理想化，自由浪漫的情态也影响到他的婚姻，截至当前，他曾有过四位太太，第一位是以色列人，为艺术家；第二位是美国人，是广告模特儿；第三位是菲律宾人，从事时尚工作；第四位是泰国人，是厨师。由此可见，艾豪身边的女人们不仅国籍与职业不同，而且还具浪漫特色。艾豪曾不加掩饰地对我说：他一生艳情漫漫，极具女人缘。今天，我们细心去阅读艾豪的政治波普绘画艺术，会发现他笔下的女人形象，基本上都呈现着艳美、性感的容姿。艾豪的特殊身世也使他从小就养成独立自主四海为家的刚毅性情，故而伴随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即是旅游，他不停地周游世界，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民族文化风俗，时刻都在感染着他的艺术思维，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实际这种游历，正是艾豪去寻找心目中理想“桃花园”一个过程。与此同时，艾豪政治波普艺术的表现符号的资源也相继扩展增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艾豪往返苏联、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最频繁的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美术让艾豪痴迷，特别是苏联的政治漫画及讽刺性政治插图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直到现在仍对他的政治波普绘画艺术产生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艾豪去越南河内，到曾关押美国空军与其他兵种的监狱考察，同时也去胡志明市的“化学武器馆”调研，战争对人类的摧残积越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强烈激发艾豪的正义感及社会责任心。艾豪曾创作过越战题材的系列作品，如“American Interiors”, 画面上一群越南共产党的游击战士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一个祥和的美国家庭，当人们在被“愚弄”中醒悟时，才知道这是艾豪将美军与越南游击队的交火进行幽默性、戏剧化地置换，致使观者进行反思。这件绘画作品已成为世界波普艺术中最著名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世界当代艺术精英队伍里人所皆知、揣摩学习的一幅范画；另一件名为”Goodbye Vietnam”的作品，则以更鲜明的图像，震撼人们的视觉。
从1967年以后，艾豪就将自己艺术创作的焦点瞄向美国眼皮底下的社会主义古巴，他与古巴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建立了友情关系，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强权阵营，一心希望能将古巴这根钉子拔掉，这一两大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触发了艾豪敏锐的政治神经，他在以描绘古巴问题的政治波普系列作品中，一幅名为”The Bay of Pigs” 的绘画作品脱颖而出，古巴的革命伟人卡斯特罗以特写肖像占据画面的显著位置，画面背景塞满了密密麻麻的猪群，而画面上方排列的狗群，它们的脖子上挂的是美军俘虏的生死牌，实际上，这是一幅真实揭示当时的美国深陷政治困境的场景画面，但卡斯特罗仍面视于猪湾，嘴里叼着一根巨型的古巴雪茄，雪茄上的虎头象头及古巴国旗都象征着古巴精神。艾豪就是这般在不断地挑衅玩弄着人们视觉中熟悉的政治图像符号。与此同时，又将这些符号扭曲再造，并赋予人们一个新鲜的寓意。
艾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长期致力建设自己艺术的乌托邦，曾在不同阶段里试图借助社会主义崭新的政治理念去诠释他的“理想世界”，他曾多次告诉我，他很欣赏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这样新型的政治领袖人物，因为他们的统治思想与实施行为充满创意。另则，他似乎也厌倦了西方资本主义一成不变的生存方式。艾豪曾对我多次形容过他在欧洲古老国家里生活情态——如同被尘封在历史中。这就是我们眼中永远不会安分的艾豪。
艾豪从没到过中国，但却与毛泽东结缘甚深，缘起为何？请允许我们举个较牵强的比喻：“中国真实存在的印象”，一经反映到艾豪式思维中，便仿佛变成无数张历史图片的底板，只不过是在他个人艺术的乌托邦里，一次又一次地被浸泡冲洗，一回又一回地在他富有超人想象力的脑海里显影……
三
“二十一世纪，我最新创作的政治波普系列是毛泽东的孙辈们。”
——摘自新版“艾豪红宝书”扉页
2006年的一天，我曾和艾豪在曼谷有过一次餐叙，他兴致勃勃地讲起昔日寻找毛泽东红宝书的趣事：他曾在法国四处寻求“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结果空手而归。他只好写信求助香港的法国领事馆，不料，领事馆职员为艾豪找来的却是中文版本的红宝书。好在以前艾豪曾完整地读过毛泽东选集，他对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思想最为钦佩之处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艾豪认为这种战术理念可谓伟大创举。中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化情态，深深地吸引着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理想情怀的艾豪，而这种充满着红色激情的印记，也潜存在他的意识里。
艾豪自身携带的这种“潜意识”，终于在1972年的泰国土地上爆放。那年，他极为偶然地发现泰国有一批专门绘制电影海报的美工，技术娴熟高超。他一时兴起，要把自己埋藏已久的艺术腹稿——系列性的观念绘画“中国人周游世界”，请这些民间画师们具体地实施出来，这一庞大的系列性绘画工程，最为精彩的篇章便是脍炙人口的《毛泽东和他的环球长征》（这套组画于1975年在Lucene艺术博物馆首次展示）。艾豪顺利地在众多高手中挑选出一位名叫Suchart的华裔美工（目前住在泰国的清迈市），对Suchart而言，是接了一张具“红色意义”的大订单。
自1974年之后，艾豪这组主题鲜明立意不凡的《中国人周游世界》的系列性作品陆续在泰国完成，艾豪对“助手”们的工作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已基本将他的创作思想及艺术效果体现到位，艾豪的重要工作是将这批“待完成品”进行润色，并对艺术质量严格把关。
仔细翻阅艾豪的系列绘画《中国人周游世界》的创作年表，自1974年到1979年是一个高潮期，这组主题明朗，严肃中又不失诙谐调侃的系列作品一出现，便获得西方世界的青睐。这套组画的尺幅多在一米左右，共140幅。
《中国人周游世界》系列绘画，皆采用“二手性的绘画及摄影图像”，即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红色激情岁月中的革命性美术：如宣传画、年画、油画、中国画等画种。所谓借助“二手性绘画图像”，即于当时由中国艺术家们用激昂的革命热情所描绘的那些“红色作品”，其实，精力充沛的艾豪早在创作这批系列作品前，便以收藏家的野心，将中国那段红色时期的革命作品一网打尽。与此同时，艾豪也收集世界各地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人物与建筑物图片，旅游名胜景点，著名古迹场景、西方古典名画等可供艺术生产的资源。所以，艾豪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中，如鱼得水，他驾轻就熟地将前者与后者的历史文献和图像符号予以拼贴，这种制作过程，实为艾豪的拼贴画艺术的一条生产线。的确，艾豪的拼贴画又为他艺术生涯增添一道靓丽的色彩。他制作的政治拼贴艺术，已成功地进入到世界各大美术馆展览，也被国际艺术市场接纳。但是他并未停足，继续将它们转换成绘画艺术，这无疑是一种连锁反应，艾豪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再一次荣获声誉。《中国人周游世界》系列绘画艺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新奇的政治性内容，取悦人的图式加上作品的量化，宛若连珠炮般遍地开花，震醒了西方世界已麻木的艺术视觉神经，例如“Visit to the Munch Museum in Oslo”(《参观奥斯陆蒙克博物馆》、”United Army Miss Murphy”（《联军莫菲小姐》）、“500 Tons Building Guggenheim”（《500吨修建古根汉博物馆》）、“Christmas at the White House”(《白宫圣诞》)等大量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联军莫菲小姐》一作，巧妙运用了那个时代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此作为引人注意的一个由头：画面中的前景为一位赤身裸体的“洋妞”，正俯卧于奢华的沙发里，而背景却是手挽手意气风发的中国工农兵形象，一片红旗更将工农兵的高大形象衬托得“红、光、亮”，他们似乎正联手对抗者来自眼前的“资本主义腐朽堕落”所散发的臭气，这般“张冠李戴”的图像符号所拼凑的场景图式，或许更符合西方口味下的幽默文化，当然这也是艾豪艺术的一大特点。艾豪认可的符号学，即是将两个相互抵触的“事物”，冲破时空概念的束缚，大胆地去互动并延续发展。艾豪一辈子都在精心设计着让人们能一步进入到他的圈套——建立一个矛盾对立又能幽默化解的情境天地，无论是人性与神性，正义与邪恶……。由此，艾豪确立了他在西方政治波普艺术中的霸势地位。
当下，世界已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中国正加快步伐与世界接轨。在与日俱进的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重新审视艾豪的《毛泽东和他的环球长征》系列绘画作品时，自然会感到艾豪的创作动机与出发点是积极的，富有善意的。历史的间断性“短路”也会搞出令人类迷惑不解的种种政治笑话。仪是74岁高龄的艾豪至今仍对中国一往情深，他虽没到过中国，但他却能足以让人相信艾豪早已去过中国，也许这正是作为艺术家的艾豪的个人魅力。现在，艾豪仍旧单纯地向人们说明着创作《毛泽东和他的环球长征》组画的真正动机：因为毛泽东一生只去过苏联而已。他仅希望朝气蓬勃的毛泽东能周游世界。由艾豪创作的这一系列绘画艺术即使在今天来看，仍令观众感到令人寻味，兴趣满满。如：”Yong Mao at San Marco”(《身处圣马可的年轻毛泽东》)、”Mao and Wife in Venice”(《年轻毛泽东夫妇》)等作品。《身处圣马可的年轻毛泽东》一作，已从这组系列作品中“跳出”，成为西方艺术世界里众人皆知的经典作品，这一杰作已连续多年被录用在法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中…..。
艾豪率先将中国文革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毛主席去安源》这一名作，进行再创，他把毛主席的伟大光辉形象置换到由他所作的《身处圣马可的年轻毛泽东》一画中，我们心中的太阳毛主席仍穿着长衫，手握着油布伞，步伐坚定地从意大利圣马可广场走来……。2006年的2月，艾豪曾如实地对我说，直到如今他仍喜欢毛泽东文武双全的才华。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仍属于“长不大的孩子”，还未成气候，时势造就下的几个“大腕”仍一成不变地画着中国特殊政治下的品牌，抑或文革时期的图像符号。中国一些波普艺术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艾豪的艺术影响，纷纷效仿艾豪的政治波普艺术思想及艺术手段，仅以借助《毛主席去安源》一作，为改造版或升级版的作品在中国就有多幅。据艾豪所讲，近年来，中国许多重量级的波普艺术家都曾赴法国拜访过他，这足以说明艾豪在世界艺术领域中举足轻重的历史性地位。
当下，中国改天换地的巨大变迁，使国人心灵重荷，思想的自持，沉重历史形成的内心情感的忧郁，信仰的游弋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些似乎并没有真正触及到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心灵深处，纵观中国当代绘画艺术领域，我们仅能看到的是：千篇一律传统人物绣像式的简单化图式，绘画内容所表现的资源不仅缺乏到可怜的程度，而且也在失掉可贵的创造力。如今，我们极难查阅到中国当代绘画中具有史诗性的宏观场景，极富创意，令人们视觉陌生，惊奇，激奋的图式。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家们是否该与艾豪同行？走出自己人为设定的狭隘空间，不再“智障”，应在世界舞台上真正地成为大器。
最近，艾豪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着手绘制一套题为《毛泽东的孙辈们》，大约二十幅，其中不乏有玩具，卡通和怪物，他仍然在绘画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艾豪笔下释义的中国新新人类，应该别有一番可人的趣味？
四
“每件作品对于我都是一个‘旧故事’，一个向自己讲的故事，为满足小孩子的欲望，我从未脱离孩童的阶段”。
摘自艾豪“红宝书”第6条
艺术人生中的艾豪，真的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顽童，他一生不断地破坏及再造着自己辛苦建构的个人艺术语系，他在世界当代艺术领域中被誉为“宝刀未老”的革命者和开路人。
艾豪在1962年便赴美国，以捷足先登的聪慧“插足”纽约当时具权威性的前卫艺术家圈子，并已影像艺术形式为“开跑”的切入点，艾豪竟用五年的时间，拍摄并完成了他的影片“Grimace”(《鬼脸》，)。这部片子以50分钟的时间向人们展示了近200位“红极一时”的前卫艺术家，如：马赛尔·杜桑（Marcel Duchamp）、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伯特· 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詹姆斯·罗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克里斯多（Christo）、勒贝尔父子（Robert Lebel, J.J. Lebel）、欧登博格（Claes Oldenburg）等。其他的艺术家在今日也都成了国际大师级的风云人物。仅从这点来看艾豪的艺术谋略是前瞻性的，为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棋高一筹的艺术智能。
艾豪拍摄影片《鬼脸》，其实是通过这近200位世界顶级艺术家们逐一去做“鬼脸”的游戏方式进行验证：艺术家作为人的极限化的“个性秀”的一次存档。今日，我们透视《鬼脸》一片的价值趋向，如同走进一座储存这些前卫大师“性格”的档案库。另外，《鬼脸》影片的画外音由艾豪及一个助手充任，艾豪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每一个“出场”的艺术家的名字，这种由生命呐喊组构的音响效果，至今听起来还令我们心悸。
艾豪同时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叫Concerto Mechanique (The Madwoman's Mechanical Metamorphosis), 影片摄制手法及风格是超现实主义的，导演非凡的想象力，荒诞离奇的场景布置、怪异的人物造型共同组构着“艾豪”的艺术图式。这部电影早已作为国际影界的一座闪光丰碑，并广为影人与艺术家们称颂着。艾豪总共拍摄完成过十二部电影，有着超越常人的创造力。
之后，艾豪又毅然决然将已完成的《中国人周游世界》和《毛泽东和他的环球长征》两大系列作品统统“卷起”，收藏在自己的艺术史中。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豪政治波普绘画的艺术表现符号得容量显著大增，艺术家敏感的政治视野由“地域性”转向“国际性”；艺术表现的策略与手段也从“运用两个互为抵触的事物图像进行置换”演变到具整合各种艺术表达符号的高难度性技巧，并以多元化的图像符号去铺设与完善作品的“故事性”架构。绘画整体艺术造型部分不再为“写实化”，而是夸张的漫画形象图式，呆板庄重严肃的画面变得复杂丰富。当然，艾豪的政治波普绘画艺术的个人图式也开始确立起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艾豪政治波普绘画的犀利笔锋，已远远胜过他曾创作过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如果说，当时他对纳粹发动的残酷战争有着强烈的仇恨，那么，时过境迁，他以艺术反对战争的立场非但未减，反而更加坚定，我们从艾豪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的巨幅作品“God Bless Baghdad”(《上帝保佑巴格达》)为例，便足以说明以上的观点。
《上帝保佑巴格达》一作，是艾豪年过70后，以坚毅的精神绘制的一幅巨型政治波普绘画，艾豪为了这幅3米 x 5米的新作煞费苦心，一丝不苟地经营着画面：这幅画作最初是用丰富艳丽的色彩绘制的，待完成后，艾豪突然意识到这些跳跃的色彩已严重削弱了他创作的主题思想及艺术效果，艾豪没有犹豫，将画面上浮华的五颜六色全部涂掉，并以单纯的黑白油彩最终完成了该作品，尽管他费时费力，但他获得的却是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上帝保佑巴格达》这幅作品的画面，密布着支离破碎的叙事性艺术符号，但整体艺术视觉具有统一的秩序性和节奏感，这幅画作似一件超大型号的储藏艺术表现符号的容器，负荷着即将爆炸的政治信息，有人性衍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等种种情境，膨胀的画面上挤满了世界上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有：萨达姆、布什、宾拉登等。注写着USA的导弹，战机、手持先进武器的美军与基地武装游击队，为世界和平游行的人群等等具有象征性的图像符号。这些于画面左突右冲的“艺术符号”紧紧扣着我们的心弦。这就是艾豪作为真正政治波普艺术家面对种种人类被异化现象的批判精神，为社会积极付出的可贵参与意识，及他自身固有的美好人文主义情怀所凝聚的巨大艺术诱惑力和感召力，这也是艾豪政治波普艺术永葆青春的秘诀。
仔细阅读艾豪的艺术史，我们发觉他1990年至2006年这段时期的艺术境界，已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最关键的是：艾豪形成了自我独立的个人化政治波普绘画艺术语系，他作品的寓意指向已朝向多元化、深广性，可与雄壮宏大的交响乐比美。并在充具历史文献性的价值之时，展现出艾豪一种特别的史诗性艺术图式。这一成功与艾豪一生不断求学的执著精神有关：直到目前，艾豪仍习惯于每天密切注意世界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有关人类生存问题的各类消息。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坚持看两个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一个礼拜内至少要看几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这些影片多为战争题材及科幻题材，都是大制作、高成本、大场景的电影，艾豪其实每天都在娱乐中充电。
当今，艾豪分别在法国巴黎的Fondary，西班牙的Formentera，泰国曼谷素孔逸路103巷都设有艺术工作室，他每年工作计划的安排为：1月至2月来泰国，一边度假，一边创作；6月至7月到西班牙的工作室从事绘画，其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生活工作，艾豪每天在工作室的时间都长达12个小时以上。
这位老顽童天天都愉快地活着，他生活俭朴，“节衣”但并不“缩食”，经常会出手大方地拉上朋友去啜上一顿，他天性善良，从不为名利而活着，乐于公益事业，如同孩子一样明净。他已慷慨地向世界各大美术馆捐献了几百件之多的艺术作品，他曾与毕加索、米罗一道将作品捐给贫穷战乱的柬埔寨、越南、阿尔及利亚等国，以此作为救济金。法国蓬皮杜夫人建立一所专治老年痴呆症的慈善医院，自然也少不了艾豪的赞助。至今，艾豪仍在雷克雅未克以他大姨名义建立一个艺术基金会，专门资助年轻女艺术家。
五
“身为艺术家，我最大的问题是谈论自己的艺术，作品大功告成之刻，我也并非感觉有所兴趣，我无意面对自己的艺术去做任何评价，而更喜欢别人来点评我的作品：无论人们是偏爱抑或是讨厌。”——摘自“艾豪红宝书”第15条
艾豪曾在他的“画论”中留下这样一句名言：“绘画在于克服寂静和震惊”，在人生已修炼成道的艾豪，对升沉荣辱全当儿戏，他只是恪守着一位真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做人的贞洁。这就是怀素抱朴不愿登入堂皇场面去炫耀表现自己的真实的艾豪。那么，我们任由不谙世故的他去超脱红尘吧，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仅能是重新再梳理一回艾豪的艺术轨迹：
自1955年至今，艾豪定期在世界各地重要的美术馆和艺术博物院参加展览。
1956年，艾豪在米兰Galleria Montenapoleone 画廊举行他从艺以来的首次个人艺术作品展。
1960年，艾豪在著名艺术家，电影制片人Oyvind Fahlstrom的介绍下, 加入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画派艺术家的集会及举办展览。这时期的艺术家有雷尼·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维克多·布罗纳（Victor Brauner）, 莱昂诺尔·菲尼（Leonor Fini），罗伯特·马塔 (Roberto Matta)。
1963年，与著名当代艺术家让雅克·勒贝尔合作名为“Gold Water”(《金水》)的偶发艺术表演。
1964年，艾豪参加了由丹尼尔·施珀里(Daniel Spoerri)在纽约组织的艺术活动，其中有三十位在纽约非常活跃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他们是：马塞尔·杜桑（Marcel Duchamp），罗伊·里奇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安迪·沃霍尔（Andy Wahol），阿曼(Arman)，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等。
同年在瑞士的苏黎世，艾豪的作品参加了由Galerie Obere Zaune组织的联展，同时参展的艺术家还有夏加尔（Marc Chagall）、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马克思·厄恩斯特（Max Ernst）、恩斯特·福克斯（Ernst Fuchs）、保罗·克勒Paul Klee、胡安·米罗(Joan Miro)、毕加索(Pablo Picasso)、安德列·马森(Andre Masson)、曼·雷（Man Ray）、伊夫·坦 圭（Yves Tanguy）等。
1975年，艾豪在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大型个人艺术作品展。并被邀请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后,艾豪曾多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1978年，在冰岛雷克雅未克艺术博物馆举行大型的《艾豪艺术作品回顾展》。
1999年，在巴黎Jeu de Paume 国家艺术馆举办大型个人艺术作品展览。
2000年，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艾豪的政治绘画》个人艺术作品展览。
2000年，在挪威Bergen艺术博物馆举行《艾豪政治波普艺术》的大型个人作品展览。
2001年，由冰岛政府出资兴建的“艾豪美术馆”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落成。
在出版方面，《艾豪画集》及《艾豪传》多达几十种，其中有英语版，法语版、冰岛语版等多种文字版本。
时光倏尔而逝，也带走了与艾豪同时代的诸多艺术大师，始终怀有革命理想主义的艾豪，连对自己往生后的事都带有纯个人化的乌托邦：他希望自己死后能火化，并将骨灰撒入他眷恋的大海，他觉得：燃烧的火焰是激情的，奔腾的大海是浪漫的。
如今，信奉佛教的艾豪，胸前佩戴佛像，并以中国传统祭祖方式来敬拜自己的祖先，他懂得行善和感恩。最近，艾豪在一次与我的细聊中，还十分感性地提到，在他的艺术人生中，能称得上圆满和幸运的，那就是他的“朋友缘”：
他永远感激勒贝尔父子（Robert Lebel, J.J. Lebel）给予他在通往艺术道路上的种种提携；
他无限追思着杜桑（Marcel Duchamp）与他知友般的情谊，向杜桑曾对他的理解致以真挚谢忱；
他始终如一地珍惜着和罗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纯洁高尚的友情。因为，他从中懂得如何去做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互相尊重。
面对这位既平凡又伟大的国际政治波普艺术大师，我们都会变得感慨不已，是艾豪率先将中国社会主义富有红色革命激情的绘画艺术升华到世界政治波普艺术的范畴，而艾豪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政治波普艺术形成及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坐标。
最终，我们要向艾豪献上最高的敬意，是艾豪政治波普艺术的理想主义，促使地球人类多了些温馨，也是艾豪本真善良的人性，让我对世界莫测的未来不再恐惧。
2006年5月20日
于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