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形柔弱而具精神，花体光洁且显风采，花朵偃仰正侧，错落有致，在枝梗的串联下，有疏有密，生长得非常得当。

    花的颜色是单纯的，变化是微妙的。花瓣是淡的胭脂红，像不经意似的染上了一点红晕。靠着芯部，又泛着隐隐的嫩黄绿，向外潜去，消融在白色之中。花托半为石绿，半为胭脂，与柠檬黄的花蕊一并点点滴滴，在花瓣的映衬下，充满生机。色泽、质地、形状，三者在小小的花朵身上竟能进行如此完美的结合。
    我的目光在这几枝梅花上徘徊着，被物体所呈现的美而感动着，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细细寻思，其实是宋画的影子印在了我的心中。我在做以上的观察时，能单纯地将视线停留在某个局部来体会物体固有的色泽、形状，实际上是受了宋画的引导。因此，当我追踪花形弯曲的形体时，已幻化出线的意味；当我被物体的色泽打动时，自觉地以晕染的方式在心中建立了一个色韵。我的视线虽然停留在梅花身上，而心里却不停地惦念着《碧桃图》、《出水芙蓉图》和《百花图卷》。我在物体上面发现的问题越多，得到的印证就越发的强烈，这似乎让我感受到一种喜悦，也同样伴随了一种沮丧。
    我放松了关注，眼前的景物模糊了，窗外明晰的光映射进来，花枝在光影中闪烁，黑白斑驳。背景的白墙已不再是一个平面，与前方的景物交相辉映，产生出一种空间，并呈现出灰暗的色调，恰到好处地使花枝越发显得精神。
    物体就这么搁置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然而在这个空间里包含了众多美的因素，在不停地转换而流动着，并随着观察者的角度与认识程度的差别而起着不同的变化。我在观察的时候，心中不停地浮现出宋画的影子。我曾翻出马麟的《层叠冰绡图》与《暗香疏影》两幅梅花图与现实的梅花作比较，从宋人造的梅花中，可以求得一种凝视的方式。宋人的观察点是落在纯粹的物体本身，通过单纯地对形与色的把握，求得对象的神韵，是将物体的丰富性归纳成一种简洁，再由这种简洁，滋生出丰富，并且在描绘的过程中印上了作者的心境，使一个自然物象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意味。
    我转移了视线，重新打量眼前的梅花，不禁被一种光泽所吸引。处于逆光的花，晶莹透亮。薄薄的花瓣，隐隐地透出花托的影子，与枝条相杂，造成迷离的感觉。面对这种发现，仿佛使我从宋人的情结中得以解脱，进入另一种审美情愫之中。
    我的国画界朋友暗示我：线条是中国画的灵魂，突出线条的作用，方能求得画面的精神。这大概是对我在画面中过多地渲染、营造一种氛围的批有关。在朋友看来，画面中过多地寻求光色作用，会减弱中国画的特性，影响东方精神的体现。
    另一些经常一起谈论莫奈、塞尚、莫兰迪的画友，又会强调另外一种因素，即物体的特性与环境的作用，如何让感观摆脱形态的束缚，重新找出一种内在的，与环境、光色交融的形态。顺着这种思路，似乎我又太重视细节形态的真实性而显得过于谨慎。在两方面看来，我都是不够彻底，正如我在观察梅花时所出现的态度，徘徊在两种审美感觉中。应该说，两种美感都能吸引我，并且我也是确实地感受到了。既然有着这种感受，就没有必要为了某种倾向而有所排斥。关键是如何经过心灵调和将这些美感完整地、和谐地表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又是彻底的，既忠实于我所求得的知识，又忠实于真实的感受。
    我唠唠叨叨地讲了一大堆梅花的事，试图想证明什么，看来这正是我的愚笨之处。也许这是想说明我的一切创作行为必须要有一个依据，便是一个存在着的客体。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脱离客观物象。所以我任何一幅画的构成，都依赖写生，如果离开了对象，我几乎就无处下笔，心中总是十分地不塌实。我时常自嘲自己手笨，然而有时也会庆幸这种手笨，使自己因祸得福。正是因为这种手笨，使我始终亲近着自然，虽然这种亲近包含着实用的目的，但逐渐地产生了扩展的效果，这就是由物的形、色以及环境的作用而影响了情绪。反过来属于内心的一种情绪，又投射到草木之间。这大概便是“物我交融”之说吧！
    基于上述原因，我的画面的细节是贴近自然的，而构筑成的整体，相对而言却有着情绪化的因素，或者是属于理想的，当然这种理想是由自然所引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