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写意画，之所以叫做“写意”，就是要“得其意而忘其形”。所谓“忘形”，就是不去在意形。绘画之所以不去在意形似，乃是为了更充分地表现意境。读我的画，首先是不要去在意形象，不要在意画的是张三还是李四，是猫还是狗。我的绘画，其意义已经不在形象，不在情节，不在内容，不在笔墨。
    绘画，由笔墨服从形体到形体服从笔墨，乃是一次笔墨的革命，是一次审美理念的升华。所谓笔墨服从形体，就是画家对用笔、用色的把握完全是为了造型的需要，用笔、用色要受形体的束缚，也可以说笔墨、色彩只是载体，形象才是意义。所谓形体服从笔墨，就是说形体是为了笔墨、色彩所用，画家对用笔、用色的把握已经不再受形体的束缚，或者说形象只是载体，用笔、用色的意义已经超越于形象之外，笔墨、色彩由此便摆脱了肉体的拖累，插上了理想的翅膀。
    绘画中笔墨、色彩的意义是什么，它由于审美层次的不同而涵义不同。中国画品有能、妙、神、逸之说，它大概将中国画划分为四个审美层次。能品重于造型，妙品重于趣味，神品重于神韵，逸品重于心性。我的绘画是属于表现心性的一类。
    心性是什么？通常人们都是把它等同于心念、思想，其实这只是粗浅的认识。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是心性产生了心念，心念产生思想。所谓“心性”是一念未生时的意识状态。南怀瑾教授说：“我们现有的生命，是我们原始生命的第三重投影。我们原始的真生命，哲学性的称呼叫做真如。”“真如”也就是“道”。它是人的本性，也是一切物体的本性。铃木大拙博士把它比喻为我们“内在的心”和“一种生力”。
    明代画家莫是龙曾经说过：“画之道，所谓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他把绘画中的“道”也比喻为“生机”。所谓“生机”，是绘画中含有无限生机而未生的“势”。如庄子所说：“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清代画家恽寿平在其《南田论画》中说道：“香山翁曰，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逸者，超群脱俗也。此时，绘画的意义已经不在树、石，不在笔墨，而在其空白处。正如老子所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器具，比如锅、碗、杯、壶等等，它们的可用之处恰恰在其空缺处。在我的绘画中，一切笔墨形式、笔墨技巧，都是为了调动其空白处的灵动，都是为了让空白产生意义。这种对笔墨的把握，就像是收音机的调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恰到好处时，声音就产生了。所谓笔墨技巧，浓也不是，淡也不是，干也不是，湿也不是，当干、湿、浓、淡的协调把握达到最妙时，空白处就不空了，它刚好变成了空的相反，变成了充满，变成了洋溢，变成了无限的生机。
    “道可道，非常道”道本来是不可言说的，说出来的就不是道。绘画也是一样，画出来的都不是道。我给予读者的笔墨形式只是一个空杯子，读者所品尝到的只能是自己装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