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玛:在与“红色•旅”的成员的访谈中,不停的触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南京的地域特质与南京的艺术面貌之间的关系,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在这里很想听听你是怎么看的?
曹恺:关于南京的艺术,南京的艺术家,还有南京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外地人是不关心这个问题的。当然南京本地艺术家蛮关心这个问题的,最早在左靖的“2021”网站上,有人还发过帖子,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可是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太多,说得人少,看得人多,这也像南京的这批艺术家吧。包括十年以前,温普林到南京来拍南京艺术家的专题片的时候,就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很有可能问大家的答案都不太一样,但是有几点肯定是相同的,一个是个体化比较强,个体面貌比较强,很少以小组式的、团体式的面貌出现。江苏当代艺术如果朔本追源,可以追溯到“八五”,也就是“红色•旅”。“红色•旅”不管他们内部成员个人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但是高铭潞写的美术史也好,吕澎写的美术史也好,或者以后不管谁写的美术史,肯定会把它作为一个团体写进去,这就是历史,是他们自己也改变不了的,他们之间就是有什么更具体的细节,历史的细节已经不重要了,在这里,它要看的是结果。“红色•旅”的这一段历史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对应南京现在的当代艺术其实是很一致的。
“红色•旅”被认为是一个团队,跟当时的气候有关系,和“八五时期”具体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当时各地纷纷成立艺术小组、艺术团体,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出现的,像“北方极地”王广义他们,四川有一拨叫“新具像”,杭州张培力他们叫“池社”,还有厦门黄永砯的“达达”,再晚一点包括山西那边“新刻度小组”等等,一直持续到1989年后不久,可能差不多从波谱和泼皮兴起以后,这种小组和团体的形式就不再有了,但是事实上的圈子还是有的。就只有江苏这个地方很奇怪,几乎没有什么圈子,界限特别不明显,画油画的和画国画的大家一块玩,搞传统的跟搞现代的在一个PARTY碰面,都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合适。
南京其实还是传统的力量更强一些,新文人画在这里算是一个大本营吧,所以更有厚度。相对来说,当代艺术就显得薄很多,并且还是受传统艺术的压迫,艺术家不管有意识无意识的都会受到影响,这样我觉得也是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就是作品可能显得文化气息比较浓,相对来说会追求一些语言和内容的统一,很少像北方有些观念艺术家那样,极力的不择手段的用任何语言方式去追求某种效果。南京的当代艺术在观念这方面是比较弱的,甚至我觉得真正谈得上当代艺术的观念性很少,更多的是在语言上实践,这跟传统艺术比如文人画、水墨画、水墨实验等等都是以语言为主的方式很接近。甚至一些外地的艺术家到了南京以后,也会受到南京这种地域色彩的影响,观念逐步消退,更多的倾向于语言层面上的实践。这个可能跟“红色•旅”有点关系,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红色•旅”这批艺术家的作品,会发现大部分都有很强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一直到现在,江苏艺术家的作品中,超现实的色彩都很浓,与现实之间有一种疏离感,有一点白日梦、残酷梦境、忧郁症之类的色彩在里面。这个东西的背后还是和传统有关系,和传统文人的东西有关系。江苏艺术家更注重感性的东西。
罗玛:“红色•旅”出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去看他们的展览了吗?
曹恺:我1988年上南艺,“红色•旅”第一驿是1987年。我没去看展览。我当时完全和他们不认识。他们当中我第一个认识的是赵勤和徐一晖吧,因为我还算跟他们做过同学。他们是大四,我大一,当然他们是不肯带我玩的啦,他们就是学校里几个会折腾的。我当时也是比较模糊的,搞不清楚他们干什么的,虽然我也看看《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总觉得还是很遥远的。
罗玛:“红色•旅”的展览你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
曹恺:还是从《江苏画刊》上看到的。最早的“江苏青年艺术周”、“晒太阳”等艺术活动,都是从《中国美术报》上看到的。
罗玛:你能就南京的地域特质或者说人文特质谈一谈吗?
曹恺:从历史文化的地域性来说,南京应该是两种文化汇聚的地方,一个是扬州、金陵、皖南这一带的文化历史,这个文化是非常代表江南特质的,悠闲、懒散、讲究情趣,艺术方式和生活方式达到一个共性,明清以后就有一个比较厚的底蕴。还有一个文化类型就是江浙一带,更加南方的一种文化气息对南京产生影响,包括苏州、南通、常州等比较西的一块,不以长江为界限。我觉得以长江为界限特别不科学。这两种文化在南京都会有一个交汇,因为南京毕竟是一个区域中心,所以南京艺术家的来源其实蛮多的,有扬州的、常州的、南通的、徐州的,其中比较有趣的是,比如徐州和连云港这些苏北城市,其实更接近中原地方的文化,但那里的艺术家到了南京以后就受南京影响,慢慢就被同化了。比如董文胜其实是连云港人,他在常州读的大学,他的成长期一直是在常州,所以他现在被认为是常州的艺术家,而且从他的作品来看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人,你想象不到原来他是从北方过来的。再比如杭州包括高士强在内的几个艺术家,都是山东过去的,全是山东人,到了南方以他们的作品形态、样式、气息等等,完全是一个南方艺术家的感觉。我觉得南方文化形态它有强大的同化力和包容性,它对人的影响一开始可能是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渐影响到你的整个状态,包括你的创作理念,这个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带的艺术家他的生活和他的创作没有分裂,不象其他地方的艺术家,生活和创作是分裂的,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南京这一带的艺术家不是,你从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情趣,他的日常状态,他的谈吐等等,你都是能够体会到的。包括“红色•旅”的成员也是这样。如果讲地域性这该是一个方面。这种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创作,也会影响到艺术圈的氛围。南京艺术圈子的氛围也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散淡的、比较随意的,很少像外地那样。有的地方的艺术氛围是策划性特别强的,总感觉像革命前夜那样,在南京就没有过。打个比喻,如果一个南京艺术家卖画卖了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里面至少有8万或9万用来生活,用来消费,1万块用来创作。可能有些外地艺术家就不是这样,他比如卖画卖了10万块钱,他可能这10万块钱全部投入到下面的作品中去。我知道就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甚至是留个1万块钱做今年的生活费,其它就全部投到作品中去。南京很少有职业艺术家,很多艺术家都有工作,当老师的比较多,要不就在画院、美术馆的,或者有其它生活来源,比如画动画、搞设计,真正没有其他职业只做艺术家的很少。这其实对他们的创作也是有影响的,他们的创作可以时断时续。南京其实还是淮扬文化更多一点,江浙那边可能占三分之一,淮扬文化占三分之二这样一个比例。像南通过来的一些艺术家,常州过来的艺术家,到南京以后也逐步被这边给同化了。
罗玛:你是哪儿人?
曹恺:我祖籍是南京的,我爷爷我爸都是南京的,真正老南京。我奶奶、叔叔全在南京。但我是出生在常州的,我始终自认为是常州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的生长环境和我的教育背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在常州,如果我硬要说自己是南京人,我籍贯可以写南京,但是我觉得这稍稍不太对,我还是应该算是常州人。
罗玛:南京的这种地域特质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在你的作品中有什么样的呈现?
曹恺:早期的影响可能更严重一些,我做过纸本的实验作品,装置的实验作品,包括最早的几个录像,都是南方地域色彩很浓的。大概2002、2003年以后,我的思考方向和这边的地域色彩有点脱离,考虑社会、政治、历史的东西更多一点,更注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对政治重新解构以后的重组,重新寻找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借一个大的观念,进行多种的语言实验。就我的作品而言,我觉得还是语言实验的成分更多一些,当然观念性的东西也有,也比较明确,但并不是非常强。总体的外部形态是以录像为主,以摄影为辅,之所以这样是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我是比较早接触复制技术的,比如电脑、摄影、摄像、剪辑等等,这些正好符合当代艺术的新媒体样式,并不是因为新媒体时髦了我就来做它了,我是属于很顺理成章的从最早的平面试验的形态,转向新媒体艺术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