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豪曲折的人生经历，悲喜交织的“家族史”，非但没有使他性情孤僻，反而练就了他豪爽、善解人意、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性格。这一切都为他以后所从事的政治波普艺术，及作为一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真正艺术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艾豪独特的生活方式，铸造了独特的人性情感，奠定了艾豪个性化的乌托邦，也促使了他个人信仰为“跳跃”式：年少的他每赴天主教堂，目的并非是去听神父讲道，而是去欣赏教堂里的宗教壁画和装饰艺术；中青年的他偏爱共产主义，试图在政治思想理念中寻觅一种新的信仰，是浪漫并带有冒险性的。晚年的他在西班牙不幸遭遇车祸、幸免于难，此后又结下了佛缘。至今艾豪双手打着佛礼愉快地生活着，每年必到泰国来上庙进香。

    艾豪随意、浪漫的个性，完全反映在他的政治波普艺术当中。共产主义远大美好的理想，宗教超凡脱俗的理念，行善为乐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已成为艾豪个人乌托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艾豪一生艳情漫漫，“女人”已成为他艺术人生中不能剥离的情愫。我们不难在2007年12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所举办的《“玩偶”•人间游戏-艾豪艺术》展览中看到。

    今天，当我们去解读艾豪的政治波普绘画艺术，会发现他笔下的女人形象，基本呈现着艳美、性感的容姿，蕴含着种种欲念与诱惑的喻指意义。艾豪的身世也使他从小养成独立自主，四海为家的刚毅性情，故而伴随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即是旅游，他不停地周游世界。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民族文化风俗，时刻都在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艾豪政治波普艺术的表现符号的资源也相继扩展增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艾豪往返于苏联、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最频繁的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美术让艾豪痴迷，特别是苏联的政治漫画和讽刺性政治插图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直到现在仍对他的政治波普绘画艺术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艾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长期建造属一自己艺术的乌托邦，曾在不同阶段里试图借助社会主义崭新的政治理念去诠释他的“理想世界”，他很喜欢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这样新型的政治领袖人物，因为他们的统治思想与实施行为充满创意。

    中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化形态，深深地吸引着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理想情怀的艾豪，而这种充满着红色激情的印记，也潜存在他的意识里。艾豪的这种“潜意识”，终于在1972年的泰国土地上爆放。他一时兴起，要把自己孕育已久的艺术腹稿 — 系列性的观念绘画“中国人周游世界”，请一些画电影海报的画师们具体地实施出来，这一庞大的系列性绘画工程，最为精彩的篇章便是脍炙人口的《毛泽东和他的环球长征》 （这套组画于1975年在Lucene艺术博物馆首次展示）。

    自1974年之后，艾豪这组主题鲜明立意不凡的《中国人周游世界》的系列性作品陆续在泰国完成，艾豪对“助手”们的工作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已基本将他的创作思想及艺术效果体现到位。仔细翻阅艾豪的系列绘画《中国人周游世界》的创作年表，自1974年到1979年是一个高潮，这组主题明朗，严肃中又不失诙谐调侃的系列作品（共140幅）一出现，便获得西方世界的青睐。

    当下，世界已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中国正加快步伐与世界接轨。在与日俱进的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重新审视艾豪的《毛泽东和他的环球长征》系列绘画作品时，自然会感到艾豪的出发点是积极美好，富有善意的。

    另外，艾豪早期拍摄的电影业如同他的绘画一样精彩，他曾用五年的时间，拍摄并完成了他的影片“Grimace”(《鬼脸》，)。这部片子以50分钟的时间向人们展示了近200位“红极一时”的前卫艺术家，如：马赛尔•杜桑（Marcel Duchamp）、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詹姆斯•罗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克里斯多（Christo）、勒贝尔父子（Robert Lebel, J.J. Lebel）、欧登博格（Claes Oldenburg）等，其他的艺术家在今日也都成了国际大师级的人物。仅从这点来看艾豪的艺术谋略是具有前瞻性的，为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棋高一筹的艺术智能。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豪政治波普绘画艺术的表现符号的容量显著增大，艺术家敏感的政治视野由“地域性”转向“国际性”；艺术表现的策略与手段也从“运用两个互为抵触的事物图像进行置换”演变到具整合各种艺术表达符号的高难度性技巧，并以多元化的图像符号去铺设与完善作品的“故事性”架构。绘画整体艺术造型部分不再为“写实化”，而是夸张的漫画形象图式，呆板庄重严肃的画面变得复杂丰富。当然，艾豪的政治波普绘画艺术的个人图式也开始确立起来。冷战结束后，世界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已明显变弱，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时局，与日俱进的艾豪其艺术指向也开始转化，他的政治波普艺术的“政治”概念似已正渐弱化甚至消隐，艾豪开始对人类商品化社会的物化现象进行批判，他反对过度消费与时尚的文化。尤其，对全球化下的“美国可口可乐”文化、好莱坞文化予以反击，艾豪试图在人类传统文化逐渐丧失，暴力、色情、拜金所裹携的商业流行文化中，寻找一个能便于表达自己思想得艺术图像符号，即“玩偶”，确实我们人类像玩偶一样被无比物化的社会所戏弄与把玩，我们像玩偶样在捧笑、迎合、欢愉中忘掉一切，直至失去自己…… 当人们走进今日美术馆《“玩偶”•人间游戏-艾豪艺术》的展览现场时，在一片将开心进行到底的愉快声中，或许还能思考。

                                                                       2007年11月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