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拿到“其乐融融的艺术批评”这个题目，我想起一位年轻艺术家说过的话：如果被人强奸，或者反抗，或者享受。——但我既不能反抗，也不能享受，因为批评必须借助媒体。而这样的题目画地为牢，你怎么说都在我的桎梏之中，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比较好的办法是修正主义，把题目改成“其乐融融的艺术媒体”，让所有涉足者皆大欢喜。至于我之所谓艺术批评，则套用武侠小说的一句成语，就让它“独孤求败”罢。

    本来，中国的艺术媒体是很尴尬的。因为艺术需要自由，尤其是前卫艺术或先锋艺术，本身就是对意识形态、文化工业和既成体制的批判，而中国又是一个公民权尚需落实的国家，媒体难以成为民间的自由论坛。于是，解决矛盾的策略有二：一是否定“前卫”或“先锋”的价值，以后现代的名义，论证如何地应该放弃批判性;二是练就一身“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本领，如《画刊》主编李建国所言，管制如漏斗，往往是越往下开口越小。这样的策略会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享受媒体的政治权利，批评可以拒绝，文字可以改动，需要名声的艺术家和需要职称的撰稿人只能趋之若骛;二个是趁机取得媒体的商业利益，公开的是卖版面、打广告，私下的是无偿或廉价收画，特别是年青画家的作品，然后大肆宣传进入艺术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握有者、艺术经纪人、艺术家及撰稿人(请原谅我不愿意称之为“批评家”)，乃至于艺术机构的管理者们，一起达成共识，那就是“向钱看”，在金钱面前其乐融融。唯一放弃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建设负责、必须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负责、必须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起到推动作用。放弃责任感也就失去了媒体的方向性和对于自身特点的追求。结果是90年代以来尽管艺术刊物越来越多，却没有一份能够象当年《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和《江苏画刊》那样具有明确的、持续的批评意识。只有资讯的多寡、新旧、平奇的区别，只有哗众取宠的话题噱头。我们已看不见如当年《江苏画刊》关于“中国画出路”讨论和关于“艺术意义”研究那样的学术论争。彭德说“在中国只有短命的刊物才可能是好刊物”，是因为他主编的《美术思潮》连试刊算在一起只办了二十一期，但那是光荣的二十一期。现在他手里已经没有了媒体，文章发表只能被改得遍体鳞伤，如果太多抱怨还会遭人奚落：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谁他妈的愿意短命呢?

    在此情境下批评能做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孤求败”。只有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批评才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没有报刊可发，就写书;如果书不能出版，就发在网上;如果网上也不能发，就学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不过如此而已。好在美国诗人惠特曼曾经说：如果失败是必然的，失败也是伟大的。所以，当你看见王南溟一边发表得罪人又不挣钱的文章，一边在各个美院穿梭讲课以维持生计时，真正的批评正“惶惶若丧家之犬”，不仅离“其乐融融”的状况很远，而且“独孤求败”也不太容易找得到可以让你失败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