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季，我带了一批中国主题的西洋版画，拜访北京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先生以及图片总监商园小姐，他们看了兴奋不已。不久，其他几位编辑也围过来，其中一位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不过是印刷品嘛！”尽管这批版画后来刊出了，读者反应也很好，但我经常会想到那位编辑不以为然的表情。

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类似的反应，许多中国人对西洋画刊上的版画都有“不过是印刷品罢了”的念头，这种感觉跟西方人感觉截然不同。欧洲文物店里常陈列一些单页的画报，北京潘家园里有整本的旧杂志，但没有出售撕下来的单页画刊，为何会有这些差别？我想原因在于中国画刊史中版画制作时间太短，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兴起几乎是跳过版画制作，直接进入了照相制版印刷阶段，所以今天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一看到西洋旧报刊，多半是想到照相印刷。图像可以不断翻拍印制，尺寸可以任意放大或缩小，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理解，在照相印刷还没有发明之前，画刊上的每一幅画都必须刻一块版，而且尺寸都是一比一。一份画刊如果有30幅大小不一的画，就必须刻上30块大小不一的版。这中间涉及到原草图作者、版画家和刻版师傅等三道创作的手续，如果是彩色套印，则需要十分精湛的手工印刷技术。正因为工艺技术高超，最后印制在画刊上的版画作品成了许多西方人喜爱的美术品，它们被剪下来当成文物出售。中国人没有走过这一段路，所以没有类似的珍爱感受。

大抵上，在摄影没有发明以前，事物形象需要依赖绘画来记录，绘画的印刷需要靠刻版，版画具有美术与图像知识传播两种性质。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促成知识、科技和财富的迅速累积，印刷业一日千里，版画的技术日益精进。一般而言，以木板、石板、铁板和铜版最为普遍，尤其铜质材料软硬适中，可以刻出精细的条纹，印出来的效果十分精美，自然也成为记载世界风情以及历史事件的工具。欧洲各国出版的画报深受新兴中产阶级读者的喜爱，铜版画和石印画也因此主宰了西方印刷业近三百年的历史。甚至照相印刷发明之后，版画型的画报仍然畅销，主要原因是西方人深深迷恋它的美术魅力，一时难以割舍，照相印刷和版画印刷并存了一段时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版画型画报才逐渐被淘汰。

由于对这一段历史缺乏感性的认识，中国的美术品收藏家较未注意西洋版画此一领域。事实上，近代西方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即以素描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欧洲的版画家又根据这些素描制成铜版，印在画报上或印成单张美术品。西方人留下了有关中国的大量铜版画记录，尤其是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大举入侵东方，这些铜版画记录了所有中西方接触和冲突的历史事件，虽然其中带着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心和优越感，但仍然是重要的原始史料。事实上，即使这种猎奇心和优越感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中国出版界对此领域耕耘较晚，由于中国的图书馆和民间收藏界缺乏原件收藏，以至于无法根据原件主动编辑中国主题的西洋版画书籍，只能由西方出版的现成书籍中进行译介。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内容是翻译英国铜版画泰斗阿罗姆的作品集，这是中国人出版的极少数这项主题的专著，值得肯定，不过由于图画是由外国书籍直接翻印，不是原件，而且是印成黑白的，原件是印制精美的彩色铜版画，两者之间自然有极大的差距。我们甚至不太确定有多少中国人见过阿罗姆关于中国主题铜版画的原件。

事实上，这正是整个问题的核心，版画在西方美术史和印刷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中国主题的西洋版画也是珍贵的原始史料，可是中国收藏界和文史研究界对它的重视远远不够。基于这个认识，我开始进入这个收藏领域；尽管如此，由于起步较晚，如果此刻才进入欧洲的文物市场，一张张地收集铜版画，必然是事倍功半。后来奇迹出现了，我认识的一位荷兰收藏家蓝柏先生（Lambert），热爱中华文化，在欧洲文物市场上收集关于中国历史事件的铜版画已有十多年，数量相当庞大，而且涵盖近代中西方接触过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经过一番商量后，他同意割爱这批文物，这使我瞬间掌握了庞大的珍贵文化资产。

我将这批西洋版画依其内容在中国内地各地进行展览和出版工作，本书所整理的西洋石印画和铜版画，围绕在“英法联军”和“庚子事变”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北京城，以配合2008年北京奥运的举行。我们不仅可以从美术的角度看待这些版画，更可以体会今天的北京与百年前实在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这中间可以认识到人类和平的真谛以及我们肩上不可推卸的重责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