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

　　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一个热爱《哈姆雷特》的人发现年轻一代沉迷于《哈利·波特》，他拒绝掩饰自己的厌烦，和J.K.罗琳一道被他合并进“蹩脚作家”同类项的还有斯蒂芬·金。他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的中文版序言里亦不忘重提此事，并进一步声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

《西方正典》主要写了从但丁到莎士比亚直至贝克特等26位西方经典作家，这位美国的批评家对英语作家明显偏心(或许他并不自觉)，列入得最多，甚至他还专章讲述了英国的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他毫无避讳的意思，如仅就文学的自信心而言，颇值得中国的学者学习。

通读之后，觉得这本书还可以叫做：莎士比亚及其阴影下的25位文学大师。因为布鲁姆将莎士比亚置于西方文学中心的中心，“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或许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这一点，但他的措辞就是那么不由分说劈头盖脸，而且几乎在论述每个作家时都要讲到其与莎士比亚的渊源。或许他是正确的，因为无论就悲剧、喜剧还是正剧的巧夺天工上，莎士比亚都是无可挑剔的；无论就艰深、浅显还是暧昧的执笔命意上，莎士比亚都是恰到好处的；无论在原创性、传承性还是丰富性上，莎士比亚都是卓尔不群的；甚至在文学的无功利性这一点上，也没有谁人像莎士比亚那么彻底——我们甚至并不比对虚构性的戏剧人物夏洛克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更了解莎士比亚其人，但我们每每为他的戏剧和诗歌所震撼，抑或迷醉。

作为一名批评家，布鲁姆的自信还表现于，谈及《浮士德》时，浮士德和魔鬼打赌一直被看重，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不懈奋斗的主题对他亦无甚意义；他会提到雪莱在政治上是那个时代的托洛茨基；他对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自己专业领域内发生的事情大都持否定态度；他选定的26位伟大作家中不仅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竟还接纳了弗洛伊德(文论、散文)；他还颇具慧眼地把葡萄牙的现代诗人佩索阿与博尔赫斯、聂鲁达列在一道；他甚至认为真正的俄狄浦斯情结应该叫哈姆雷特情结，只不过弗洛伊德为了掩饰自己受惠于莎士比亚才那么干的……

哈罗德·布鲁姆是在评论经典、正典(Canon)，换个角度看，这部书可以说是有特色的“评传”，带有一定的普及性。不是说普及就降低了此书的力与美，但这至少表明与其说它是一种新理论的提出，不如说是既有理论的实践和演绎。也正是因此才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正典》中何以有那么多对“影响的焦虑”、“创造性误读”和“陌生性”等重要理论的应用。

面对前代大师与经典作品的焦虑最终构成创新的动力，止步的是弱者。任何作家都会拥有焦虑体验，而写作本身就是在体验焦虑、超越焦虑，伟大的写作最终还会变成新的焦虑。甚至可以说，只有能为后人或他者带来焦虑的作品才堪称经典！

如果一个评论令一个诗人或作家复活抑或光彩重新焕发出来，这样的批评家会使我折服，如T.S.艾略特对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现代性审视，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深层次诠释。或许还可以加上夏志清对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发掘”与激赏。所以我的不满在于，哈罗德·布鲁姆的这些批评是在“锦上添花”，是一种“向后看”的安全性的批评，新意亦并无期待中那么多。

当我想表达自己喜欢那种有冒险性的批评时猛然感到，事实上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在另一个层面上极具冒险性。一，大师不易重估，名著难以重评——对经典的批评是最易找到大方向而最难命中崭新靶心的；二，布鲁姆对经典之美和“审美的力量”的迷恋，令他在这个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盛行的世道显得不合时宜；三，他其实是一个人在对抗着当代批评界时髦的诸多学派(他将他们统称“憎恨学派”：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等)。

生为一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悲观地自认“遭遇了最糟的时代”，他对审美的尊严无比看重，对审美的力量无比信赖，他是一个少有的审美的守望者，不为意识形态化的批评潮流所左右。

“人们不可能再写一部《神曲》了，正如莎士比亚停止写作后悲剧也不再辉煌一样。”此语包涵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失落与期待，由是我们希望文学批评著作能在这个视觉化和娱乐化的时代横空出世，因为，是谁说过，没有产生伟大文学批评的时代便也就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面前，布鲁姆是一个浪漫的批评家，这并非指他从研究浪漫主义文学开始，更多的在于他骨子里是一个对文学之美报以浪漫之爱的人、富于诗性的学者、希望和文学经典交换秘密的批评家，用西方的“传教士”一词抑或我们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一语来形容如今这位75岁的老头子决不会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