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字写得很别扭，远不如在布上乱涂痛快。可印书还必须得有字，人们除了看画，还特想知道这家伙在想些什么及一切与其有关的琐事，好像只有这样才完整的读懂了一个画家。这已是惯例，我也不例外，想来想去把那些陈年老醋的破事列成题纲，既省事也好让大家一目了然的从中找到一些子卯丑牛来好完事。
1963年初秋我生于上海，别的至今仍不清楚。
1964年秋，我被现在的父亲抱到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当时的山村很小，随便在哪个旮旯打个喷嚏，全村都能听见。我养父是用驮驴粪的筐把我从县城翻山越岭运回"家"的，从此身份和命运作了新的安排。
1965年至1967年1月，现在想起来这段时光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养父母没有自己的孩子，我上边有一个大姐，下边一个小妹，姐弟三人全是客串的。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从南边很远的那个大都市里领来的，被珍爱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土生土长作过几年小学教师的父亲却非常严厉。有件小事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一次我不小心碎了只碗，当时的我可能认为天都快塌下来了，钻到炕洞里躲到天黑，经母亲再三向父亲解释得到特赦后，我才战战兢兢爬出来。这种胆小如鼠的德性保持到至今。因此一生中英雄壮举与我无关，干坏事也与我无缘。至今也只能邪恶地在心里想些坏事过瘾而已。
1967年11月，也许命运早已安排好了。这年初冬，在邻县农村的外婆家里，我突然身患感冒，继而高烧不退，在邯郸市的一家医院里40多天治疗的收获是：步步接近坟墓。同时被高烧、败血症、肺气肿、化脓性关节炎、胃功能失调五种疾病折磨，死神每天在床边跳着勾魂的舞蹈。看不到希望的父母在我再三的请求下，几乎不带任何幻想带我进京求医。年底我住进北京儿童医院，当时刚满4周岁，体重7.5公斤，全科医生，护士不喊名字，一提瘦孩便知是谁。
1968年春，奇迹出现了，五种疾病基本痊愈，生命已基本保住。当医生试图把我从床上扶起来时，发现我的右腿髋关节已被脓胞坏死，命运此时彻底向我抖露清楚：此人将一生与残疾为伍。6月份全副石膏"武装"的我，被带回太行山老家静养。白天望着屋梁上的马蜂飞舞，晚上听着小街上锣鼓乱叫，父母的神情变得恍恍忽忽，我的性格开始走向扭曲，变得病态般的敏感。当时虽不懂孤独二字，但身边的扫帚疙瘩日子长了就成了交流的伙伴。可能画画的灵感和愿望从此产生。
1969年初，拆掉石膏，我 在学习一瘸一拐走路的同时走进了学校。也许是当时的社会原因，老师发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小学二年级课本，学生生涯便从二年级开始了。新生活的开始，不等于快乐。入学的第二天，不知出于什么灵感，用一张白纸，按在他老人家的像上有模有样的画了下来。望着自己第一幅作品，还没有来及得意，回去就被父亲无名的胖揍了一顿，及至很快发生了随后几天的事情，那日中午，母亲因几天前刚从公社"革委会"专政后被抬回来，躺在炕上不能动，她嘱咐我守在身边别到门口去，可外边很热闹，人喊锣叫的，好奇心还是让我找机会溜了出去，看到了一幕那个年龄不应看到的情景：一个人头戴着尖尖的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板，头被后面的人按得低低的，被人群冲拥着向前滚去，周围大人孩子狂叫着。突然感到那个人应是我的父亲--就人类而言，一个孩子最直接最具力量的堡垒是父母的怀抱，可当他目睹这个神圣庇护的尊严被同类欺凌和宰割时，那种孤独无助不亚于世界的毁灭，这是文明人区别于其它有生命之畜牲的高明地方，它能让一个脆弱的心灵从此走向极端，这个灵魂对世界毁灭的含义理解是任何成人阶段所不能比拟的。狂乱的人们过去后我便瘫坐在大门的后边……
1970年至1974年，政治形势的缓解，家里也开始正常了一些。但生活的质量还是处在高压政策下，物质和精神的贫泛使我们的孩童时代，既有亲近泥土的欢乐，又有为了一点可口的吃食安慰永远处于饥饿状态下的肚皮，而变得龌龊与野蛮，个中辛酸与苦难同时领尝，但特殊的爱好使我在画的爪哇国里暂时忘记了身边的倒霉岁月。
1975年至1978年夏，中学读的还算平静，虽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使我上高中很费了一番周折，但总算读完了中学。对画画酷爱得到的回报是：从初中到高中负责全校跟美术沾边的一切活动。在一边学农、一边学工、一边上课的过程中，胡乱填写着那片不整齐的"青春之歌"。
1979年，父母大人从各个方面考虑决定要给我做一次手术，企望儿子走路的姿势能顺眼一些。因此我在石市一家医院的病床上陪着石膏外壳又渡过了整整一百个日夜。可整出来的结果并不理想。也是这一年埋在内心深处的那个终生愿望抬头，可自己又很清楚在那个地方拜一个会画两笔画儿的老师比见神仙还难，理想与幻灭同时存在。对自己生存之路的渺茫与积压在心中多年的烦闷终于在初秋的一个晚上暴发，结果是痛哭了整整一宿，任何劝说无济于事，从那以后无论怎样的际遇哭的这项功能彻底清除，那年我16岁。
1980年初，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春天。大年刚过不久，听人讲20里外的王金庄来了三个画画的高人。想也不想，连夜冒着风雪爬山奔向那个山村。他们是史国良、郑今东、李乃宙。见到三位老师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尽管一厢情愿。命运从此走向了正路。郑老师离开那个山村时把我带到邯郸群艺馆学习班，第一次见到石膏像也是头一次听说美术学院这个地方，并结识了方力钧等画画的"哥们儿"。
1981年初冬，来到北京求学，并拜见了徐冰老师。后来几年中和他结伴一块回太行山写生，受他的启蒙和影响上美院时我学的是版画专业。
1982年至1986年，也没有我这么笨的，从长了考大学的野心后，连续考了五年，终于在86年9月底坐在了天津美院的教室里，这其中的滋味与故事不想作过多的罗嗦，值得一提的是82年夏，涉县文化馆为鞭策与鼓励给举办了一次画展，虽然小但也有声有色。命中注定也好，神鬼作弄也罢，反正最后一次投考尽折腾到了邓朴方先生和中国最高招生办那里，真是出尽了风头。不管怎样这一生死皮赖脸的与艺术结了亲，还要不知天高地厚的献身于它。得意之余撞景着自己毕业后体面的职业，高雅的作为及一切一切荒唐的美梦。
1986年至1990年夏，四年大学生活还算顺利，并在三年级和四年级时有两组版画作品：《陌生的北方山野》、《佛音》分别入选《中国第七届美展》、《中国青年版画大展》，后者获金奖，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制作的《天籁、地籁、人籁》素描系列，其语言形势一直使用和延续到现在。
1991年，也许现实本该如此，可由于天真还不懂它的残酷与无情。身体的原因带来的是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收留，高贵的工作单位像仍掉一块破布一样把我摔在街头，最初的美梦开始破灭。
1992年，在寻找职业已山穷水尽时，想到了一个愚蠢的主意，再次给那条倒霉的腿做手术，一如医生给我描述的那个换上人工关节后的张林海，幼稚的再次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宰割。可这次手术失败的"成果"不仅使我几年内行动不便，而使我的身体元气大伤，身体素质极度下降。精神世界濒临崩溃。记得92年中秋节之夜，一个人拄着双拐站在津郊一幢四层楼的阳台上，四周静静的，那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住房，女朋友也离我而去，身无分文，恍然觉得自己爬上阳台，把一条腿费劲的迈了过去，那种感觉就像往下扔一个烂西红柿……，一瞬间觉得有一件事放不下，丢不掉，后来我才清楚是自己许身的那个"画画事业"，自杀没成。就开始画早期的油画"天籁"系列，色彩是最真诚的暗色，透不过气来。
1994年至1996年，由于这次手术过大，当时没有条件调养，身体一直处于低劣状态，95年夏，做过手术的右腿又患了关节炎，那几年基本上是在屋子里渡过的。96年身体质量降到了最低点，整一年的日子是躺在床上，而又严重失眠，连坐起来的精力都没有。已完成的几幅"陈述"系列，也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万念俱灰中时常会有灵魂出壳的幻觉，后来画面上飞的东西是那时真实逃避的一种追读。
1998年，肉体开始有所恢复，此时的颜色亮了许多，也是有意的调整。是年秋在北京"青夏翰墨"画廊做画展，油画共20多件。
1999年，参加天津青年油画家提名展。
2000年秋，在上海史丹妮艺术空间作个展，共三个系列《陈述》、《尘埃》、《正剧》。30件作品全部被私人和画廊收藏。作品中"蓝调"情节较浓，麻醉的成分巨多。此次展览后， 结识文少励先生，开始與少励画廊合作。
2001年，这一年好事开始多起来，也许真有点时来运转的意思。上海的画廊游行
2002年3月，参加北京少励画廊开幕展。
借出此画册之机，感谢文少励先生为我在香港少励画廊举办个展， 感谢郭芳小姐的帮助， 感谢少励画廊所有的员工。
张林海
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