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给“范畴”下过著名定义：范畴是认识事物之网的“网上纽结”。这个定义至为精辟。认识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思想，我们既可从美学家着手，也可以从范畴切入。如果说美学家是标示美学思想发展轨迹的坐标，那么范畴则是编织美学思想之网的纽结。在每一个纽结身上，网络、集聚着诸多概念、命题的群落，诸多不同的纽结相互联系，共同织成了美学思想体系的大网。然而就美学研究的现状来看，从美学家及其著作入手描述美学史的著作多多，以范畴为抓手阐释美学史的著作则尚未见到。不仅国内尚无《中国美学范畴史》这样的著作，而且国外也没有《西方美学范畴史》一类的著作。因此，二书的问世无疑为学术史的积累增添了新的成果。

　　范畴标志着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它离不开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又是对大量个案研究的提升与超越。当我们肯定两位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和《中国美学范畴史》的创新价值时，不应忽略二书所源出的以往从美学家及其著作入手、包含着大量个案研究的中西美学史成果的奠基之功；而当我们肯定前此大量个案研究的奠基之功时，自然同样必须充分注意到二书的深化推进之功。二位主编的学术生涯也走过了同样的历程。在编写《西方美学范畴史》之前，朱立元先生曾撰写过《黑格尔美学论稿》《接受美学导论》等专著，主编过《现代西方美学史》《西方美学通史》《美学》等大著。在主编《中国美学范畴史》之前，王振复先生曾致力于《周易》美学和中华建筑美学研究，出版过《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中国美学史教程》等一系列专著。正是有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奠底，才形成了《西方美学范畴史》和《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思路和框架。

　　具体说来，二书的写作又各呈异彩。朱先生的《西方美学范畴史》从他本人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以审美活动为中心，选择了二十六个(组)审美范畴加以历时考察，不仅使其美学涵义的源流演变得到系统梳理，而且使其赖以生存的西方哲学、文化背景得到彰显。这二十六个(组)范畴之间不是平列的、互不相关的，它们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哲学基础范畴”，分别有“存在”、“自然”、“自由”、“实践”、“感性”、“理性”、“经验”、“语言”等八个；第二组是“美学学科系统的主干范畴”，介于哲学基础范畴于具体审美范畴之间，又称“中介性范畴”，分别有“艺术”、“美”、“形式”、“情感”、“趣味”等八个；第三组是“具体审美范畴”，分别有“再现、表现与呈现”、“优美”、“崇高”、“悲剧与悲剧性”、“荒诞”、“现代性”等十个(组)。全书根据这三组范畴分列三卷，它们从形而上的本原逐渐过渡到形而下的具体形态，构成了西方美学范畴体系的大厦。与朱先生的写法不同，王先生的《中国美学范畴史》则依据他对中国美学的独特理解，抓住“气”、“道”、“象”这三个基本范畴及其辐射、下辖的范畴群落来揭示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动态行程。诚如他在《导言》中所指出：“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气、道、象’所构成的动态三维人文结构，由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所构成。这三者，作为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本原、主干与基本范畴，各自构成范畴群落且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人文大厦。”以此观照历史，作者认为，先秦至秦汉，是中国美学范畴的酝酿时期；魏晋至隋唐，是中国美学范畴的建构时期；宋元至明清，是中国美学范畴的完成、终结期。全书据此分为三卷。历史与逻辑、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是二书共同遵循的方法。不过，如果说朱著在贯彻主体美学观时更侧重于西方美学范畴客观意义的还原，那么，王著则在兼顾“历史优先”原则的同时更侧重于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体现了更为强烈的主体色彩。前者为人们认知西方美学范畴提供了某种“工具理性”，后者为人们体认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独特思路。

　　同样的卷数，几乎同样的篇幅，同样获得“十五”国家社科立项支持，在几乎同样的时间由同样的出版社出版；然而一中一西，不仅写法各异其趣，而且封面设计也各具匠心：一白一黑，一阴一阳，似乎昭示着这样的玄机：正是阴阳相生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美学的发展，正是黑白互补的色彩呈现出美学的原色。朱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与王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正可谓互为双璧，相映生辉。

　　(《西方美学范畴史》，朱立元主编，定价198元；《中国美学范畴史》，王振复主编，定价158元。山西教育出　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