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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作品集
                            
日期: 2005/10/26 14:09:11    编辑:     来源:     

 所属类别:国外美术画册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5年9月
装帧:精装
开本:12开
页数:242
定价:每册298元
丛书分卷册名:
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作品集——朱德群
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作品集——克洛德·阿巴吉
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作品集——安托万·蓬塞
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作品集——阿尔贝·费罗

总序:

  要了解雕塑家克洛德·阿巴吉含蓄而深邃的艺术。必须先了解整个艺术和时代背景。

  抱怨“艺术的终结”是无济于事的,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柏拉图就这么感叹过。他讨厌创新,批评当时雕塑家做出的艺术效果太女性化。当时的画家开始尝试透视法,也就是障眼法,利用错觉制造假象。柏拉图公开批判他们大逆不道,完全违背真理。在柏拉图眼里,艺术家比诡辩家还不如。然而,尽管他极力阻止,雕塑家和画家们还是照样继续创作,热情有增无减。
  
  黑格尔在他那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学论著中,对艺术下了致命的判断:”在我看来,艺术就它的最终目的而言,应该属于过去。”理由何在?因为黑格尔认为,艺术是因宗教圣火的支持而存在,而在他的时代,所有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圣火已经熄灭,所以再也不会萌发称得上艺术的创作了。他的说法似乎不容置疑,但艺术家们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通过对万物的观察和对自己灵魂深处的省视,找到了伟大艺术的创作泉源。这股创作主火虽然与任何一种宗教都不相干,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越燃越旺,发光发热,照亮了整个19世纪的艺术。
  
  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生逢其时,恰是这一场绘画史上重要革命的见证人。
他夸奖马奈“艺术衰颓的程度,堪称当代第一”。在印象派时代,许多重要绘画传统的确彻底瓦解并丧失殆尽了。但是新的传统也应运而生。
  
  我认为广义的艺术(来自希腊文technê一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人们都会自动自发地创作。人类一旦拥有了必要工具,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在洞穴里动手去画、去凿,千万年来从未停止过。艺术家历经一次次的危机和一次次柳暗花明的转折,不断开辟自己的道路。艺术史将这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了,不过历史的评价经常因为时代的喜好、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等原因而偏颇,以至于每个时代都要重写艺术史,它反映的是那一代人对真实艺术的定义,以及他们所摒弃的”假”艺术。尽管如此,柏拉图、黑格尔、波德莱尔的担忧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艺术虽然生生不息,但也有终结的时候。有些古文明习惯于形式化的体系,演变的速度很缓慢。对古埃及和古中国人而言,再三反复、模仿临摹是到达理想境界的惟一途径。柏拉图对埃及艺术的欣赏即缘于此。但过多的重复终会使人厌倦,无止境地墨守陈规恐十白也与人类的本性不符。西方的艺术则活在永恒的蜕变中。在变革的过程里难免会爆发严重的危机,倒霉的就是生于这些危机漩涡之中的艺术家了。如果他们不随波逐流,可能会面临寂寞孤独。这些危机究竟指什么呢?我认为20世纪有过两大危机。第一次出现在一百多年前,浪漫主义萌生之初,在强加给艺术家的标准——天才、崇高——和艺术的实际可能性之间,就已经产生差距。艺术家被视为“超人”,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于是他的作品,乃至他本人都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使得艺术家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满足人们对他的期望。以往艺术家传统的本领似乎无用武之地,学习也是徒劳无益,因为与众不同才是艺术家必备的条件。于是,艺术家不再以自然作为艺术的媒介,也不再遵守表现真实生活的规范,因为这些都不足以帮他们达到新的标准。他们转而寻找一条直接通达“绝对”的捷径,以满足众人对他们的期待。有三位几乎同时代的伟大画家,即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蒙德里安,都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彻底摒弃形象艺术的表现手法,而是用形状和色彩组成一个非形象体系,来显现他们自认为已经建立的、他们和“绝对”之间的内在神秘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抽象艺术,它为一段漫长的时期画下了句点。在此之前,艺术从来就是用图像代表某件事物,但这一切都彻底粉碎了。抽象画家也画图,但看不出代表什么。抽象画需要诠释才能懂,观者对它的感觉是主观的——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却要很吃力地提出理由来说明。第二次危机的始作俑者是怪才杜桑。抽象派画家至少还保留着传统的材料,如画布、颜料、青铜、大理石、陶土等。他们所呈现的,无论具象与否,还是属于传统定义下的“作品”。
  
  然而从杜桑起。一个拒绝”作品”的新艺术家族诞生了。他们随便将任何东西打上艺术品的标签,还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画布、颜料、青铜、大理石没有理由继续作为艺术媒材而存在。从此一盘录像带、一堆沙子、一个泡在甲醛溶液里的器官,都可以拿来展示、买卖、评论。
  
   这些艺术家给人看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件作品,而是他们内心对艺术的感觉。通过对实物的布局、设置、组装等装置艺术手法。来呈现他们本身作为艺术个体的象征,并证明他们确是艺术家。例如塞拉诺的一件作品,是将一些宗教器皿泡在一缸尿液里,它令观者感到震惊,感到一种莫名的强烈情绪。
   
  18世纪末英国作家布尔克认为,崇高所激发的情感是与美相反的,它令人感到苦乐参半,感觉越强烈,苦与乐也就越大。两个世纪以来,崇高美学占了上风,所以艺术也围绕着两个最令人颤栗的主题打转:死亡与性,尸体与色情。克洛德·阿巴吉是天生的雕塑家。如果生在一万五千年前,他可能会雕塑女人或动物;生于希腊时代,他会效力于神殿建筑工程;生于罗马时代。他会参与大教堂建筑;生于法国第三共和时期,他会为政府制作公共雕塑。显而易见的,他作为雕塑家的志向是单纯而且坚定不移的。他遵循传统拜师学艺,他的师父是库迪里耶,师祖则是马约尔。阿巴吉的工作室里一直保留着一个朋友的半身像,是他年轻时代的作品,他在雕塑方面的天赋,在这件作品上表露无遗。恩师库迪里耶看到这座塑像时对他说:”你是雕塑家。”他还保留了一些造诣极高的半身像,作为模特儿的是阿巴吉的孩子
们,当时他们年纪还很小。
  
   阿巴吉大可以如此循规蹈矩地过完一辈子,按照自己的方式继承马约尔、库迪里耶、德斯皮奥的衣钵。但是他觉得不能这样做。他把这些高水平的传统塑像称为“私藏头像”。但一个真正的雕塑家不能只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他满怀着雄心壮志,要和他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艺术一争高下。无论我们对各类当代艺术博览会的评价如何,毕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它和我们的时代步伐一致,关系密切。有怎样的时代,就有怎样的艺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末代传人而自满,即使这种艺术形式曾经一度辉煌,但时过境迁,它也不免遭受贬值的命运。回想一战之后,德、法两国的大画家居然一蹶不振。战争使人无所依归,画家们也无所适从。有人提出“在集中营惨剧之后”再也不能作画或雕塑的口号,这种悲痛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人们对艺术的关注和期待确实是变了,也应该变了。
   
  在这个世纪浩劫之中,形象、人物像、裸像、头像都跟着沦陷了。要把这些东西找回来,却无法再使用传统的方法,例如罗丹雕刻人物塑像的方法。在1880年,罗丹年轻的时候,他碰到“人体雕塑”这个棘手的问题,然后竭尽心力把问题解决了。但是罗丹的办法并不适于阿巴吉,阿巴吉活在另一个时代。面对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他本可以偷懒地使用罗丹的办法,但他没有。在雕塑艺术”旧的体制”全军覆没之后,他独自站在荒凉的岸边。“人”这个雕塑艺术亘古不变的主题,也消失无踪了。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他只有谨慎从事。
   
  谨慎是阿巴吉艺术的伦理基础之一。亚里士多德将这一基本美德界定为:”名正言顺的理性”,它使计划得以圆满完成。阿巴吉想寻回失去的”人”,所以他先从雕塑人的残迹开始。他塑造了一些胸膛,库迪里耶称之为”里程碑”,的确是恰如其分。这些作品有的用深色大理石精心雕凿,有的用青铜铸造。略呈弧形,内侧有一对挤在一起的乳房,还有腹部,都雕琢得非常细腻、栩栩如生。但是他的真实表现仅限于此,因为他认为再继续下去,反而会以假乱真。寻找逝去的现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阿巴吉不愿意套用过时的现成伎俩填补缺口。诚实是阿巴吉的另一个美德,他从不故弄玄虚。
   
  那么,人到底是什么?他去了何处?阿巴吉四处采样,搜集了一批他认为很荒谬的样本。他觉得最滑稽的莫过于奥运冠军盘踞的领奖台。他并不轻视体育活动,他本人也经常运动,以便保持体力和对肢体的控制,这对雕塑家而言是必要的锻炼。但是他对奥运没有好感,他觉得这些竞赛只是满足运动员的虚荣心,追求宏大的场面,又充斥着商业竞争和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他仿做了一个滑稽的领奖台,台上竖着三只朝天开口的大包。这件作品以戏谑的方式,表现了人的不存在,特别是当人被陈列展示的时候,他更是荡然无存。
   
  1975年,他创作了“空虚的胸膛”。这是一尊震撼人心的雕塑。在塑像的双腿上,一个男性胸膛雕刻到胸部的高度就戛然而止,袒露出塑像内部的大空洞。这可以是阴森可怖的,可以媲美当代艺术泛滥铺陈的虚无主义。但我觉得它不是。在阿巴吉的作品中我丝毫看不出虚无的痕迹。他的作品浮现的,毋宁是一种天真、温柔的询问,一种耐心的期盼。实际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阿巴吉找到了一条他自己独有的简单途径,可以通往他所要追寻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人。
   
  他称为“衣帽间”的系列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既然要设法接近这个虚无缥缈的人,他的第一层保护罩,外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的衣服。人隐藏在衣服里面,但他对服装的选择和穿着搭配的方式,却泄露了他的个性和喜恶。阿巴吉的衣帽间里有外衣、长裤、西装,还有蒙面风帽。这些并不是真实衣帽的雕塑复制品。可想而知,这决不是广场上伟人塑像身上穿的全套礼服和背心,既不少一个钮扣也不缺一个兜。阿巴吉的作品不是只把人物抽掉,留下整齐的服饰,绝对不是。他的衣帽间是经由艺术的魔法改造过的。在阿巴吉的观念里,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分得很清楚。衣服当然是最实用的东西,但艺术将它转化为一件观赏品。雕刻这些塑像的材料有大理石——意大利卡腊尔大理石,更多的是看来很像玄武岩的比利时黑大理石,这种大理石几乎和玄武岩一样难以雕凿。其他还有用青铜铸的,偶尔在恰当的时候也用塑料。衣服的皱褶不求“自然”的效果,而是雕塑家的重新发明。它们也不反映社会阶级,看不出是富人、穷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穿着。它们只是流露着人性。它们经过精心的雕琢处理,表面几乎都被磨得闪闪发光,在光线的照射下,反射着宁静的柔光。衣帽间系列安详静谧,令观者轻松自在。它不像表现主义者李希埃之流的作品那样支离破碎,凹凸不平。它让我们沉浸在柔和的气氛中,又有些怅然若失:惟一缺少的就是“人”了。但如果我们仔细观看,从二十多年前衣帽间诞生到现在,随着创作的进展和时间的推移,这些衣帽似乎逐渐有了内涵,有了灵魂。
  
   一步一步,人悄悄地回来了。
   
  再看一件题为《试衣》的近期作品。从正面看,一堆厚厚的蜂窝状皱褶确实很像一件宽袍被试穿时的样子。从背面看呢?竟然是女子背面裸体塑像,虽然不遵循人体雕塑解剖学的规范,却依旧感性动人。裸体雕塑,以及它所代表的舒适惬意、天人合一、羞怯、性感、惊艳等感觉,早在五十年前就从艺术中消失了。现代的裸体雕塑刻意使观者感到恐惧、厌恶,这是崇高美学所追求的效果,不属于纯粹美学的范畴。

  我可以证实,阿巴吉的这件裸体雕塑把我又带回了美的世界,由于这个原因,它让我感到无比的自在。身体找回来了,那头呢?
   

  阿巴吉大多数的作品确实是无头雕像。头部是人类最大的特征,在人还没有完全找回来以前,还是没有头的好。然而现在在阿巴吉的工作室里,可以看到零零星星的几颗头冒了出来。虽然很小,和身体比起来根本不成比例,可毕竟是一颗头。例如有一件名为《上船》的近作,是阿巴吉最得意的作品之一。这尊雕塑不仅有衣服,也有身体和头,似乎一应俱全了。
   
  但还缺少面孔。面孔不是全人类的共同特征,而是个人的特征。所以在艺术当中个人的面孔相当罕见。这在古埃及和古希腊都不存在,但在古罗马则有几件这一类的杰作。黑格尔认为面孔是基督教世界的产物,因为个人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一个世纪以来,肖像已经不再是艺术的主要工具了。这有其普遍的原因,不过既然事实如此,阿巴吉也不得不考虑这一点。在当今世界肖像创作的条件齐备之前,在他感到非做肖像不可的时刻来临之前,他不会轻举妄动。他会耐心等待。我想肖像应该是他艺术生涯的最后阶段所要做的事。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不得而知。这需要在艺术家心中慢慢酝酿、发芽,连他自己都无法预料。如果这尊肖像真的成形,一定不会像他年轻时塑造得很成功的“私藏头像”,因为他并不满足于那样的作品。但新旧作品之间必然会有阿巴吉艺术一贯风格的联系。
   
  最拙劣的艺术批评,就是根据批评家假想的艺术潮流演变,来决定艺术家所占的地位。很不幸这种做法却是最司空见惯的。20世纪时,历史评判取代了审美鉴赏。这是以“已经”和“尚未”作标准的评判。举例而言,某某画家早该是立体派的,却尚未成为立体派。另一个画家在抽象画尚未时兴之前,已经成了抽象派了。后者被视为前卫艺术家,而前者则是落伍的。再没有比这种批评法更可憎的了。这一类批评用在阿巴吉身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批评家假设艺术发展的主轴是已知数,然而实际上,艺术发展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艺术家们更不可能未卜先知。阿巴吉一点也不落入这些随意拼凑、天马行空的分类俗套。
阿巴吉是天生的艺术家,一生立志作为雕塑家。他一生都勇敢面对恶劣的艺术环境,因为人类和雕塑艺术都已经误入歧途。对他而言,这个危机是一项必须克服的挑战,这里的”挑战”是采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下的定义。他不断思考克服挑战的方法,而他的作品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晶。因此,他是属于他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既不”落后”,也不“超前”。他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和现在的每分每秒息息相关,而且根据我们对此时此刻的反应,就决定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他以他的艺术才华,和从他作品表露无遗的本性——聪明、谨慎、诚实——来关注人的处境。他既不反抗,也不屈服。他不屈不挠地努力重建一种新的艺术,让人在这种艺术里找到自我,悠游自得。阿巴吉追求的目标是美,他成功了,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喜讯。

                                  阿兰·伯藏松


出版背景:

  阿巴吉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和现在的每分每秒息息相关,而且根据我们对此时此刻的反应,就决定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他以他的艺术才华,和从他作品表露无遗的本性——聪明、谨慎、诚实——来关注人的处境。他既不反抗,也不屈服。他不屈不挠地努力重建一种新的艺术,让人在这种艺术里找到自我,悠游自得。阿巴吉追求的目标是美,他成功了,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喜讯

编辑心语:

  阿巴吉是天生的艺术家,一生立志作为雕塑家。他一生都勇敢面对恶劣的艺术环境,因为人类和雕塑艺术都已经误入歧途。对他而言,这个危机是一项必须克服的挑战,这里的“挑战”是采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下的定义。他不断思考克服挑战的方法,而他的作品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晶。因此,他是属于他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既不“落后”,也不“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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