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世纪写实主义的主导地位和多少年来的熏陶与教育，中国人已习惯于客观描绘的艺术方式，即使那些从未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的人也是如此。也许放宽来说，这还不仅仅是近代写实主义教育与熏陶的问题，从深层里它与我们民族向来的“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密切相关。从汉画、秦俑到唐宋绘画和敦煌壁画，无不充满了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劝戒、教化的特征。应该说，这是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伦理观念相吻合的，即要求人处身世上必须严于律己，规范行为。而绘画就起到一种警戒、劝喻的功能。这种影响传播到今天，就使一般人在观赏艺术作品时总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总是追问其中说明了什么，是什么意思。而艺术作品却实际上并不总是要说明什么，或一定要给人什么启示。当代艺术尤其如此。
按照目前通行的艺术理论，艺术主要担负着三种功能：认识、教育和审美——即提供看待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给人以教育、培养人的美的情操和眼光。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只是艺术作品的功能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尤其20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所以，教育的功能就日益减弱，而认识和审美功能逐渐加强。在这方面又经历了两大阶段：形式语言探索和社会文化关注。
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迅猛，这一方面受惠于80年代的多元化探索——这个阶段为中国当代艺术做好了充分的形式语言上的准备，一方面获益于此时更为开放的国际化语境——这使中国艺术家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建立起观察世界并反观自身的全球化视野。这也表明，中国当代艺术已从形式语言探索阶段进入了社会文化关注阶段（尽管十分仓促），即形式语言本身已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文化关注服务。当然，艺术家在关注社会文化问题的同时也自然地创造出了新的形式语言——毕竟风格永远是艺术家艺术创造力的标志和动力。
中国当代艺术是当代世界艺术体系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但它更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并针对中国的问题而诞生和发展的。我们从这次浙商拍卖夏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出现的众多有重要影响的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90年代伊始，在国际话语和国内毛泽东热等因素的影响下，一个被称作“政治波普”的艺术潮流逐步成形，这些艺术家通过挪用、隐喻、反讽等手法，将政治人物、符号等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的各种形象与现实题材结合在一起，往往形成幽默的意味。这次出现的季大纯的《压路机》（110×110cm）、景柯文的《香港回归》（146×113cm）、尹朝阳的《天安门》（130×150cm）和张鉴强的《过眼眼云》（20×20cm×9）等，都属于这个系列的后起之秀和代表人物。90年代初几乎同时出现的所谓“泼皮现实主义”与“政治波普”以反政治而介入政治的表现不同，它更注重的是一种现实的态度——一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玩世不恭的“泼皮”态度。刘炜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但刘炜近年来的作品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次出现的刘炜的《花儿》（50×50cm）与他在6月初结束的北京城轩拍卖中以创记录的132万元的价格成交的《流淌的山坡》属于一个系列。他在这些作品中已放弃了以往的“泼皮”形象，而将其对人物和社会的关注转向了自然界，但其中仍不免隐现出他一贯的无聊感。
在中国，宽泛的“当代艺术”的概念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艺术。目前收藏界对改革开放初期和85美术运动显然关注不够，其实这是两个非常值得收藏的阶段。我相信，这个时期的作品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显珍贵。相比之下，申玲的《我的家》（180×180cm）、毛焰的《THOMAS肖像》（35×27cm）、段正渠的《货船》（110×130cm）、《看雪》（125×110cm）和薛松的《与马格丽特（MAGRITTE）对话》（200×150cm）等作品更侧重于形式语言本身，具有纯粹形式语言上的美感和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无所表达，恰恰与其“内容”相一致。当然，这里的“内容”已十分宽泛而不再是题材，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次参拍的曾梵志的《扇面图之一》（250×170cm）、周春芽的《红石》（150×120cm）、叶永青的《鸟系列》（80×100cm）、毛旭辉的《剪刀和塑料袋》（108×109cm）、丁方的《文明的骨骼》（180×280 cm）、洪凌的《翠光》（150×120cm）、顾黎明的《清·年画——二色拼版》（162×97cm×2）和刘大鸿的《周庄》（48×72cm）等，就主要与这些艺术家对文化问题的思考有关。不管其形式语言如何，对这些富有思想的成熟艺术家来说，在当今世界上，文化问题是首要问题，中国当代艺术要在世界上立足，就必须思考和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文化身份、现代文化形象的建立等根本性的问题，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新写实主义”中有一种独特现象值得重视，即艺术家尽管采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法，但却赋予它以新的综合的观念，从而产生了新的综合的制作技巧，使写实已超出了一般概念上的“写实”而具有了当代的意义。“新写实主义”的“三驾马车”郭润文、石冲和冷军此次拍卖一个都没有少。郭润文的《天惶惶·地惶惶》（120×135cm）、石冲的《无题之三》（100×69cm）和冷军的《突变有刺的剪刀》（25×43cm）都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观念写实风格。而黄鸣的《棋圣》（103×95cm）和《圣乐》（81×129 cm）皆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反映出他高格调的文化品味和文化思考。
毫无疑问，当代艺术具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不再以故事来吸引人，而是更多地以形式语言和思想来启迪人。除以上绘画外，这也突出地表现在雕塑中。这次参拍的朱成、刘威、李秀勤、吴为山、林岗、向京等都是目前国内优秀的中青年雕塑家，朱成的《千钧一箭》（高97cm）、吴为山的《成长》（53.1×27.1×19.8cm）、李秀勤的《追赶时间的人》（75×40×25cm）、刘威的《有躯干的作品·巫山人家》（150×100×60cm）、林岗的《如歌》（高140cm）、向京的《初恋的女孩》（76×27×20cm）等，都是这些雕塑家的重要作品。它们有的侧重于形式语言，有的更强调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感受与思考，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可以说都是值得收藏的精品。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当代艺术已不仅是艺术本身的问题，而是与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综合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形成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竞争，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艺术创造力的体现。中国当代艺术业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要获得世界性的影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