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虹

    历史上的女性艺术创作，是作为“她们”与处于主流文化之中的男性的“我们”相区别的。女性的艺术要符合男性主流文化观念，不但要在内容上相一致，在形式上也要符合男性主流文化的艺术形态。无论是歌颂男性的丰功伟绩，叩谢男性统治的隆恩，还是妇女这一次等性别定位于秀雅柔媚(反过来则是使女性具有“丈夫气”)，实际上都显示出男性主流文化以“我们”的面目审视并选择“她们”的历史事实。

    至于那些不曾被编人“正史”、作为地方民俗人文景观的民间美术中的女性艺术品，它们以符合民间祈福禳灾的愿望而流传着。虽然人们通常把这些民间艺术品视为两性共同的想像和愿望，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充斥在这类民俗文艺中的两性不平等的内容。主流文化不仅仅在社会上层发生作用，它往往更需要基础的呼应，它的观念在通向乡村文化的过程中虽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在对待性别差异方面，可以说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文化上层依靠掌握着文化权力的男性，制定出对自己性别集团有利的行事规范并强制推广实施。而基层社群则使这种规范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体化和世俗化。

    民间通常将妇女的技艺和妇女的社会性别联系起来，常常以此为评价妇女社会性别能力和性别特征的根据和标准。妇女的艺术是“她们”的艺术，是和社会性别分工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也有男性民间艺人，旦他们的技能并不被看做男性社会性别能力和特征，而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个男人从事某种手工艺制作是为了挣钱谋生，不从事这种手工艺制作而从事其他行业，同样可以挣钱谋生。而妇女所从事的刺绣、编织、剪纸等等，人们总是与她们的社会性别联系起来，似乎是一种符合社会性别角色规定的先天的分工。

    “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的“男女平等”思想，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发生了与西方不同的变化。原本是妇女自身争取平等的愿望，在中国社会中却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成为男性对妇女争取平等和解放的启蒙，成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活动。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男性总是从他们的角度观察和提出妇女问题，总是试图以他们的方式来解决妇女问题。而一旦他们认为妇女问题已经解决，妇女自己提出问题就被认为是奇谈怪论。

    在他们的眼睛和头脑里，妇女仍然是异己的“她们”，有待于男性社会去教化和涵盖。例如，有人认为，如今“男女平等”已经被写进我们的宪法，阶级压迫已经消失，妇女已经获得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似乎妇女问题、两性之间的一切矛盾和紧张都已不再存在。这种观念反映在美术作品中，妇女形象不是作为在体力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的“铁姑娘”、“劳动英雄”，就是过着平等幸福生活的健康、乐观、开朗的女性工农兵们。

    这体现着主流文化形态对两性这一具有复杂历史渊源和痛苦历史传统的问题所采取的一相情愿态度。这种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矛盾对女性艺术家思想的表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们由于“男女平等”而失去了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理由，留给她们的是一句甜蜜的承诺，而在现实的具体的生活中，这种承诺不仅起不到改善妇女处境的作用，反而遮蔽了两性不平等的事实，并造成对这种事实的“合理性”解释。

    姜燕的《考考妈妈》(1953年)曾被认为是成功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妇女形象的代表性作品。但从某种角度看，它也反映前主流艺术中的大部分女艺术家仍然以男性“我们”为创作标的，来拓展她们的创作天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此为“透明镜中人”，“镜子”是男性社会的产物，它和它所反映的人都是透明的。这种通过镜子了解自我的结果，是镜中的“我”和“真我”的真伪难辨。“我”以镜像为模本，制作出亦真亦幻的“异形”。

    如果“镜子”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限定的产物，反映在镜中的形象，也已是男性社会打上自己印痕的模式再现。在镜中映出的“她们”，是女性“真我”才能已被窒息的假象。然而，“真我”有可能突破苍白、单薄的“镜中人”，例如周思聪的作品，她的《彝女图》系列，一般被视为“现实主义”的、不突出性别差异的、描绘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

    人们还把它与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等作品相提并论。但周思聪反复描画妇女形象，而从这些妇女的姿态、表情与环境的关系中，可以感觉到她对妇女命运的关怀和在两性生活中妇女沉重负担的质疑。这具有明显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而与当时一般绘画中的妇女形象不同。

    90年代的许多女画家，越来越自觉地从女性“我”来体验、思考，并对今天的两性差别作出反映。刘曼文的《平淡人生》系列(1997年)就是如此，她在这五幅画中表达了妇女的历史定义与今天女性自觉意识之间的紧张、理想与现实中的性别矛盾。由于她所采用的写实绘画手段，一般批评家不曾察觉作品所蕴涵的女性特有的疑问与思索。是否可以认为这是借男性“我们”的习惯来叙述女性“我们”的故事的缘故?申玲、喻红、夏俊娜、雷双等女画家的作品，都可以品味出这种特殊的意味。

    一般人可能将照镜子的人与镜中人混为一谈，而只有照镜子的人才有可能怀疑镜中形象的真实性，才有可能辨识“真我”如何从“非我”中突现。考虑到大部分中国女艺术家在体制内“讨生活”，从这一角度去观察女艺术家如何“便宜行事”，或许会发现她们的机智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当然，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冲破“镜子”的虚设，自由、充分地表达“自我”。  一-， 那些处于非主流艺术形态的女艺术家们，则为“我”的出场做了精心的准备，并且不加掩饰地予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她们在以“我”为主体叙述“我们”时，大都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我的身体”为叙述的话题，表达自身经历中的欢悦和伤痛。

    在女性个体面对历史、环境、文化习惯与自己心理和生理的关系上，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切人点。比如“殉难”感，它从女性身体出发，牵涉到诸如“性侵犯”、“处女神话’’以及男性社会所要求的女性性服务的矛盾，这些东西在今天远未消散。林天苗常常讲述这类“故事”，她曾经设置了一张床，这张床上安排出一个巨大的黑洞，连结黑洞的是千万根细的棉线。状若仰天的器官的黑洞里，有一个电视屏幕，闪烁着一些缺少逻辑联系的朦胧图像。在床的上方，有一条作为男性象征的大号工装裤俯瞰着……类似的作品还有陈妍音的《箱子》系列、张欣的《苹果》系列、蔡锦的《花》系列等。

    当女性身体成为“祭献品”时，作为心灵意识的主体，对自己身体的被“利用”的恐惧和屈辱，对性爱渴望的困惑与疑虑，都将变成难以平复的伤口，无论在肉体还是心灵上，都给女性留下深刻的影响。那些表现“创伤”的作品就由这里产生了。李秀勤的系列作品反映的是一种被破坏、被撕裂的感受和后果。不过，她似乎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处理这类感受，她更多的是从赞美女性生命的角度出发，涉及自然界生命分裂和繁殖的关系。但是，由于她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材料的风格，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抗争的意味，使人联想起女性的执著和坚韧。陈妍音的“创伤感”不如李秀勤直接，如果李秀勤的“创伤”表述着一种沉着、固执的话，陈妍音则是“尖利”、敏感而流动的。从她那些长着尖刺的箱子，用针尖刺穿玫瑰的“身体”的输液装置，暗红色的流动的雾气看，她对“创伤”的感受也许更加尖锐而强烈。

    以“身体”为叙述主体的作品，看上去有一种“痛苦”和“自虐”的表情，都以毁灭感带给人巨大的震撼。这类作品有一种“爆炸性”的感染力，属于当前女性创作中较为“激烈”的一类。

    与上述以女性“身体”为叙述主体不同，另一类女性艺术家着重以眼睛和心智去揭示女性命运，反映女性思维与女性感情表达的特点。陈海燕的版画显然与前面列举的作品不同，她的作品不渲染生理特性，但是从画面上“七颠八倒”的结构上，从她对梦的荒诞与现实理性之间所持的“一视同仁”的态度看，她显然有一种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姜杰的作品风格是多样的，也常常多义。这似乎是由于她在创作中以审美态度处理残忍这种矛盾造成的，这也成为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特殊感染力。

    看她的作品，仿佛听人以柔声细气从容讲述一个残忍的事件，这种效果接近陈妍音。当姜杰将破碎的石膏女婴优美地堆积起来，并置于舞台性的灯光和帷幕之间时，当姜杰用洁白的纱布裹起男性针灸人体模型并用亮晃晃的尖细银针扎向“他们”的身体和心脏时，隐藏在作品背后的那个清晰冷峻的头脑和明澈严厉的眼睛，将使你“不寒而栗”。施慧的风格与此相反，如果说姜杰是以“柔美”的声音讲述可怕的故事的话，施慧则是以平稳、自然(甚至是略显沙哑)的声音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平稳”，显示了施慧创作的劳作特点——那些反反复复、平静单调的手工操作。“自然”或“沙哑”，是一种心态，也是艰辛劳作的反映，“一丝丝，一根根，仿佛是从身体上抽走一般”。施慧如此描述她创作作品时的感受，令人难忘。艺术家强调了心与手的互动关系，强调了生命与艺术的互相维系，表达了她对艺术本质的思索。

    中国传统文化常以“心灵手巧”概括妇女才智，这种褒扬比起对男性的种种赞颂来，实际包含着意味深长的贬意。而施慧却反题正作，从这点看，施慧是一个利用传统的女性观来借题发挥的艺术家。她的贡献在于将传统文化所轻蔑的女性艺术手段发挥向极致，使那些本来不甚显眼的女性艺术手段具有使人惊叹的视觉效果，使人们从那些平凡朴素的材料和工艺中感受到女性艺术的特殊才能与魅力，进而引发观众更为宽广的思考。

    这当然是一种颠覆，类似的努力势将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艺术观念，进而改写传统艺术史。

    事实上，前面两种艺术选择是很难完全分开的，第一类艺术家的作品显然也采用着与通常的艺术语言不同的方式，否则就无法“说出”自己“身体”的特殊感受。而第二类女性艺术家在她们的精神感情来源上，也很自然地从自己的“身体”吸取灵感和能量，并保证自己“铸造”的形式达到个性的极致。我们只能以“抽刀断水”式的分类方式将她们的创作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分析。在所有女性艺术家那里，“我们”都是以传统的“她们”作为参照的，“我们”是从“她们”的历史中走出来，而“我”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个体， “我”的背后有“我们”存在。无法取消“我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与“她们”的关系仍牢牢地生根于“我”的生活中，就像抽刀断水，而水自长流。(原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