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博一

内容提要

近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存在状态和观念的某些变化，即物理和观念上的“空间位移”，以及由此带来了“跨边界创作”的现象，这是“第三空间”的一种内容，也是全球化艺术的一种再现形式。在本土与异域之间，在我们与他者之间，艺术家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与运用，将会使中国的当代艺术获得更大的延伸空间。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第三世界艺术中心话语发生了某种转换。同时，策展人将策展当作理解、表达自己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化现实问题思考的一种手段来运用，而这种理解与运用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和展览本身作为其观点的一个视觉支撑，意图在于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新趋向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

策展人、当代艺术、空间位移、第三空间

背景与缘由

当我在观看台湾的电影、电视新闻，或与台湾的人士接触时，虽然都是用中国话来交流，沟通也没有任何障碍，但说话的语调，一些词语的运用上，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台湾延续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语，大陆实际上是一种毛式语录的叙事方式。这又不禁地使我想到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使用的是文言文，之后，白话文开始在叙述的表达中愈来愈广泛地运用，尽管文言文在向白话文的转化过程中，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现在白话文已成为我们的日常表达和书面表述的习惯用语。再比如，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上网一族的键盘也生成蔓延出了一种新的“网络语言”。当然，这并不是在否定文言文或我们现在通行的的话语方式，只是说明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都会相应地产生不同于以往的话语和表达。作为艺术的表达也是如此，随着时间、历史的推移，人们对人文领域认知的深化和新媒介的发现与应用，在样式上、语言方式上的表达也随之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这是我对前卫艺术实验予以肯定和积极地介入的朴素态度，也是我一直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变化的一种基本方法。提出“空间位移”的概念，并结合一些艺术家近年在生存与意识空间的变化，而在创作观念、方式上与这一概念有着较直接关联的现象策划了二个展览（1），只是我这种观察角度与方法的具体呈现，或者说是把策展当作表达自己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化现实问题思考的一种手段来理解与运用的，而这种理解与运用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和展览本身来作为我观点的一个视觉支撑。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当前国际政治的风向标和战略敏感点已经迁徙到其他政治地缘空间，如果中国艺术家仍延续打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获得的一种“国际身份”的招牌，而国际艺坛继续用“后冷战的冷战思维”来读解中国艺术的话，那么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艺术家在全球化和后冷战的历史语境中走向世界，将面临着共同的困境。而中国在经过社会主义初期的改造、文革的摧毁、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日趋西化，传统文化意识处在丧失的状态。追求物质化和娱乐化占据着日常生活的所有空间，在精神上的皈依与寄托被暂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欲望所填充。所以如果中国的当代艺术拿出的依旧是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和传统的、政治性的符号化作品，那无非是在用一代和几代人的艺术生命去维持一个虚假的中国想象。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今后未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这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或忧虑。

那么，近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家存在状态和观念的某些变化，即物理和意识上的“空间位移”，以及由此带来的“跨边界创作”的表现形式，我以为产生出了的一种新的现象，具有不确定的、有待去思考研究的问题。这也是我提出“空间位移”概念和策划一个展览的基本背景、缘由或切入点。

概念与阐释

近些年，中国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急速变化和国际文化全球化的蔓延，出现了艺术家在生存、创作空间上的不断位移的现象。这种位移包括：一是从以往的生存地和文化环境到另个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迁徙、暂住或定居。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栖居、漂泊在北京的许多活跃的前卫艺术家大多都是从中国各地方省市聚集而来的，他们构成了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编户齐民”式的身份限制，而成为职业艺术家的一种对个体生存状态自由的向往、寻求与自为的方式，其作品的共同特征也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愿望。而来自民间系统的中国当代艺术始终是以挑战权力话语、主流意识形态叙述的合法性，其自身旨趣各异，他们或是揭露批判，或是质疑反讽，或是鄙弃官方的现实主义，或是诟病艺术的商业成功，在处境维艰的边缘状态中，又始终强化题材的尖锐性与形式的极端性，并以令人眼花缭乱或瞠目结舌的方式来结构和表现的；还有如旅居海外的艺术家徐冰、蔡国强、黄永平等；二是近些年中国的艺术家频繁地到世界各地几个月或半年、一年的在驻某地从事着创作和举办展览，以及类似Workshop形式的创作、展示，如徐坦、宋冬、尹秀珍、邱志杰等；三是在80、90年代先后旅居海外，近些年频繁回国，在来往穿梭中或又回国定居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如艾未未、朱金石、秦玉芬、黄锐、王功新等。

按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这种“空间位移”的概念，具有“第三空间”特征。从宽泛的方面考察，所谓“第三空间”，从物理的空间来看，它是从以往原住地的家（私人空间）和单位、公司（公共空间）的空间中解脱出来。但“第一空间”不完全是自己的或公共的立体屋里的空间，它还包括自己的思维、情感、创作、趣味、意向等等。而“第二空间”是他者的、异族的、异文化的空间。“第三空间”就是这两个空间之间的结合点。所谓“第三”既非此亦非彼，而是之外的。时下学术界当红的哈贝马斯从18、19世纪欧洲城市出发，提出了“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概念，将欧洲近代化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机制放在一个颇令人意外的角度中进行了解释。在他看来，欧洲当时的咖啡馆、报馆、沙龙、商会等是形成“舆论”的重要空间，是欧洲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三空间功不可殁。在对生活方式的梦想终于获得经济支撑的今天，中国人的第三空间逐渐与国际接轨亦趋文雅而人文，比如星巴克一进入中国，就抓住了中国的小资、白领们对新空间的追求。说明空间可以是虚拟的，但第三空间不是一个脆弱经济基础和封闭国度上的上层建筑，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趋势下出现的一种现象与结果。

从文化意识的空间来看，“第三空间”意即“迻译的空间”。在“第三空间”中没有统一性、一致性；在“第三空间”中固有的身份认同都将在被颠覆之后而被重新定义、重新解读。这一概念对当前这样一种崭新的全球文化的建构趋势作出了恰当的描述。“第三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去理解这纷繁、复杂的全球文化。由此还引申出“第三文化”、“第三文化人”等概念。如“第三文化”是指新型的全球文化，其中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调和，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边界创作”作为一种后现代话语，是由“第三空间”推衍而来，同时也是“第三空间”最有力的具体化表现。它通常是指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下，具有多重族籍身份或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艺术家以主流和强势的话语进行创作，以期传达一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小”社会与“小”传统的地方知识和文化特质；同时立足于“边缘化”的创作优势去高度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种种冲突中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

具体到当代艺术创作领域，全球化造成了艺术家的流动和各种文化在某种场合的碰撞。从中国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在许多中国艺术家在非母文化的环境中创作与当地发生联系的作品。这种创作状态和以前的创作状态，比如说在母文化的环境中创作出作品，再走出去举办展览，已经有很大区别。这是第三空间的一种内容，也是全球化艺术的一种再现形式。这种新的带有差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位移的概念，更是一种生活、创作观念及表述语言的生成，引发了对流动或变化的新栖居地的思考。“跨边界创作”代表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第三世界艺术中心话语发生了大的转换，从而带动了创作观念、方式、文化资源利用等新追求、新趣味的系列变化。即从单一的思维功能到多维功能的演变，具有空间上朝一个目标位移的意义，而在物理的、精神上的“空间位移”过程，已成为创作新观念的生成和扩大创作自由的关键所在。现代艺术已经从观念艺术发展到了“上下文”（context）的艺术，“原创性”已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一些艺术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与符号进行创作，也有一些艺术家是借助某种想法和异文化的特殊元素创作作品，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创作现象。批评家要评价此类艺术，就需要借助新的描述才更能把握住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过去谈艺术，认为是观念赋予了作品意义，现在更多地从上下文中发现作品意义，这样传统元素就成了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已经不能说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是从某种传统文化中派生出了现代性，不能把“传统”作为批评的根据，而是要更多地看到他与异文化之间的磨合、联系、沟通、理解等等。所以在评价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时候，就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观点和角度予以判断和评价，这或许就是“空间位移”带来的艺术领域的“第三空间”。

呈现与表达

在纽约时，我曾问过徐冰在美国十几年的感受。他说：“还是有些陌生，因为有许多你不熟悉的东西。”像徐冰之类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空间既不在中国本土，又不在旅居的栖居地，而是在本土与旅居地文化之间的“接壤地带”。如果说中国本土意味着第一空间，海外是第二空间，那么这一之间的接壤地带是否可以视为第三空间？而由第三空间推衍出来的“边界创作”则是全球与地方、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文化冲突、协调与和解的必然结果。坦白地说，这些具有多重族籍身份的艺术家无法找到一种完全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仍需诉诸于主流语言文化。但言及自己的民族与文化身份时，他们仍会坚持自己的母族文化传统。这种“边界创作”在徐冰具体的作品中，《新英文书法》最有其代表性。他在“强势与弱势”的文化遭遇和碰撞过程中，实现出一种崭新的话语方式变革，从而向主流话语和文化输送“新颖”的思想表达，带有鲜明的语言哲学及其实验意义。在我看来，这种“新英文”的互文本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徐冰自己所说的：“我的‘方块字’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一类空间里才能创作出来的。如果我一直在大陆生活，我可能不会想到用英文来做什么作品。有人问我：你的‘方块字’是不是惹得中国人不高兴呀？因为你把中国字改造成了英文了。我说：其实中国人挺高兴的，因为我也把英文改造成中文了。‘方块字’的确处于一个介于两个文化空间之间的的特殊位置上。”（2）实际上这是他在空间位移后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经验，也是后来他参加西方当代文化艺术的一种很有反差性的经验。

当我在思考空间位移的问题时，也曾问过尹秀珍在2000年创作的《旅行箱》作品的情况。她说：这件作品最初的想法是在飞往澳大利亚的旅途中候机时产生的。她用旧衣服装置成她曾到过的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物样式，2001年以后又相继创作了《可携带的城市》和用旧衣服缝制的飞机模型《国际航班》，以及最新的《时尚恐怖主义》第1、2、3等系列作品。这与她早在1995、1996年创作的《衣箱》、《废都》等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那时，她的创作基本上是以自身的成长经验和所在的生活处境中寻求创作的构想和媒介依据，更多的是一种从本土文化出发，或者是将母文化的资源予以利用。按美国著名的美术史家、策展人巫鸿先生的观点，称她的创作是北京的“市井后现代”（3）。而近些年她不断地往来于国内、国外创作作品和参加展览，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国之间的在驻或流动，在非本土的文化环境中创作与所在地发生某种联系的作品。这既保持了一定的对外在或之间空间的向往，同时又延续了她本土文化和她以往作品媒介的品格，这种创作、展示已经不能简单地评价说她的创作是从某种传统的现实的文化中派生出来的某种现代性，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再现形式，也是我在文中反复提到的空间位移后的一种本土与全球碰撞、磨合的结果。比较而言，“边界创作”代表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第三世界艺术话语发生了转换，“混合”与批判性的“协调”已成为主要的方式，抑或也预示着由“多元”与“混合”组合而成的中国新的艺术趋势的到来？

2005年4月1日－5月22日，我在北京索卡当代空间策划的题为“进与出，或之间——空间位移的N种方式”当代艺术展，是将这种“空间位移”概括在“进与出，或之间”的范围内。“进”是一种离开，“出”也是一种进入，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位移，或在其“之间”的栖居，携带着两个空间“之间”的迁徙痕迹。这是当下文化全球化趋势的表征之一，其外延的扩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提出“空间位移”的概念及策划有关的展览，是根据艺术创作形成的新现象，试图通过艺术家对“空间位移”的思考、想象与表达，促使新的文化资源的利用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及艺术创作方式的转换。同时，作为艺术家在生存空间不断位移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展示也是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想象来完成的，并提示出一种新的多元表达方式和叙事话语，也试图驱动大众观看这种话语展示的欲望。对展览本身和参展艺术家来说，这既是一种空间的替代、转换，又是同一作品在空间位移上的的不同效果。

而于2005年5月23日－6月23日在北京“建外SOHO”策划的题为“透明的盒子——有限空间的无限蔓延”当代艺术展，则是因为“建外SOHO”的整体建筑就像是由一座座透明的盒子组构而成，而在其底商店铺和室外广场、过道等公共空间策划、展示艺术家的作品，可供游人、购物者及社区居民近距离、有亲近感、无限制地观看、感受与共享艺术家的作品，仿佛是给观众提供了一个个可以观看的 “透明盒子”。其中包含有两个意思：其一，这是一个个有限的空间，期望艺术家在有限的空间中发挥无限的想象与转换；其二，它是透明的，可供人们观看与参与的公共领域。是为策划这次展览及主题的原初想法。之所以选择5月23日开幕，是因为这一天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3周年。以此希望并强调这次当代艺术的展示活动体现了“艺术为人民”的基本理念。所谓“有限空间”是指：这次展览是在“建外SOHO”的底商商铺的非展示空间的公共社区及公共场所举行，比如：餐厅、书店、酒吧、咖啡馆、美容院、家具店、广场、过道等等。这一“替代空间”的展览方式具有某种实验性，它将强调展览及艺术家的作品与受众的直接性、自然性地生成和接触，从而削弱作品的被欣赏和被接受的传统审美方式，即削弱当代艺术作品与受众的距离感，使公众在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感受到当代艺术的近距离接触，以及作品的亲和力。28位应邀参展的艺术家自己挑选已同意合作的店铺等公共空间进行创作、展示，提倡“就地创作，就地展示”的方式来试验、探讨具体的一个展览替代空间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并提示出一种新兴的街区文化的多元表达方式。那么展览及艺术家的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力，将会籍此的寄生与替代的空间中“无限蔓延”开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形态既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与原来概念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她是变迁中的一种形态和空间，因为变化的迅疾，所以丰富、活跃、混杂。新的艺术或许就在这种新的空间中产生，它是通过栖居或是那些愿意久留在那里的艺术家来完成的，他们不仅仅是对某一文化景观的观察者，更成为帮助扩展其可能性的参与者。也许，当下的第三空间、空间位移的概念，并不具备承担如哈贝马斯所阐释的那样重大历史使命的条件，但是，在旧有秩序的“有限空间”正在被解构的中国，“无限的延伸”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注

（1）       2005年4月1日－5月22日，笔者在北京索卡当代空间策划了一个题为“进与出，或之间——空间位移的N种方式”当代艺术展览；2005年5月23日－6月23日在北京“建外SOHO”策划了题为“透明的盒子——有限空间的无限蔓延”当代艺术展。

（2）       引自《何香凝美术馆第二届学术论坛纪要》，未发表。

（3）       见巫鸿“‘市井’后现代”一文，《读书》2003年第3期第85页。

转载（《艺术与社会——26位著名学者谈艺术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