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英



                    “点击更多作品”

    每个人见到李虹的画都会感到一种震撼，不在于她的画有什么深奥之处，而是她把视角指向了一个黑暗的底层。这种黑暗还不在于一个被抛弃的社会下层的精神世界，她以社会的现实为出发点，却走进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精神领域，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人的生存状态，确切地说，是女人的生存状态。她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一方面来自她以前作为记者的敏税，另一方面也来自一个女性对自我的体验。
    李虹在大学时曾写过诗，写过小说，也就是说，她曾以文学的眼光审视过自我和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她在当记者的时候曾有意视地关注过妇女问题。起先是从一般社会新闻的角度报道女作家、女诗人、女艺术家的情况，而后再逐步接触到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从成功的女艺术家和女作家的经历中，她看到她们总是要比男艺术家和男作家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往往又得不到同等的评价与待遇。这种对女性身份的强烈自我意视在李虹的诗集《玫瑰之雨》中就已表现出来，如女人“任凭男人一页页的翻”，“何时我才能冲破这一道潜纲……我不是女人”…等。她觉得文学手法在表现这些想法时还不如绘画那么直观，因此她选择了绘画，而且以一种更加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观念。
    李虹的画也具有一种隐喻性，这主要由两种因素决定的。首先是虽然画中有明确的形象，却没有明确的事件，人物的存在并不是要说明画中人具体的活动，而是透过这些形象来反映一种精神的状况；其次是她的油画技法给她的画在造型、色彩、笔触、甚至构图上都带来一种意外的变形效果，使她的画在风格上有一种表现主意的倾向，同样也使她的现实场景有一种非现实感，这种非现实感为她开掘精神的层面提供了条件。李虹的画是一个女人的世界，画面上多为两个憔悴的青年女子的形象，李虹自己解释这是画的社会下层的女子。作为记者她曾广泛地接触过这个阶层，在北京她采访过打工女，在云南见到过吸毒的女孩，在深圳采访过包月的女人。这些人有的是被命运抛向社会的底层，有的却是自甘精神的坠落。李虹认为这些人可能只是社会的少数，她们总是被人们遗忘，尤其是作为男性社会中的女性总是被当作花瓶来欣赏的时候，更没有人来关心这些沉沦女子的权利。事实上她们也有美好的追求，也有生活的权利。当李虹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就有一种要表现她们的冲动。但是这些形象一旦上了画布也就具有了其它的意义，因为她并不是在如实地记录她们的生活，而是通过这些形象来表现一个精神的底层。画面上的那些女人并看不出具体的身份和活动，但却能感受到精神的失落与压抑。那些年青的面孔是曲扭的、双形的，空虚的目光和惨白的表情，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温情的世界。但更重要的却不是这些具有的事实，而在于通过这些形象象征了一个更深刻的主题，表达了画家本人对社会上不平等的男女关系的切身感受。如在《明天》一画中，一个单瘦的青年女子很别扭地站在画的中间，脸上是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表情；旁边是一个簸箕和笤帚，这象征女人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家务琐事耗费了女人的青春，周围破旧肮脏的环境则是这种精神困境的象征。在她的画中，和那些扭曲的形象一样，几乎看不到优雅整洁的环境，实际上是表现了一个她所认为的女性精神空间。在《加勒比的阳光》中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弯弯曲曲的线条虚掉了真实的空间，她正是利用这种梦幻感表达了精神困境中的一线希望。画家目的不是表现希望的存在，而是对希望的渴望，同样的主题也体现在《寂静之声》这样的画中。
    李虹不是一般地表现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女性，因为即使是在一个男权社会中，也同样有着大量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男性，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坠落在那些男性的都市漂泊者身上可能休现得更为激烈。李虹在表现女性在当代社会的精神困境时，找到了一个曾使她自己感到震撼的形象代码—同性恋。这在中国是一个不能公开谈论的话题，很少有哪位艺术家或作家公开把它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但在李虹的画中，则可以解释为从下层女性到精神象征，再到男性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状况的精神象征，这构成了其作品的第三个层面，也应该是她最具有勇气的和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同性恋对于李虹来说有两个基本的含义，而事实的陈述却不是主要的，但不排除李虹曾以记者的身份直接采访或接触过这类问题，尤其是女性同性恋问题。严格说来，同性恋的遭遇在中国主要是属于社会风俗与禁忌的问题，并不专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和李虹的其它作品一样，她是写实性与象征性结合在一起，首先，同性恋者的处境引起她的深思，在面对着由传统与风俗所构成的道德制度，同性恋是社会的弱者。在李虹的画中对这一点作出充分的表现，画面上大多是两个无助的女性，相互依赖在一起，她们总是用憔悴而失望的眼光面对着画面。不可否认的是，李虹通过画面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另一方面，在这种表面的陈述之下还有着更深刻的内容。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样恋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但在李虹的画中仍然只是体现在下层女性，也就是说画中的人物有着双重的身份，即被抛弃的社会下层和同性恋者，在现实中这两种身份并非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在李虹的画中却有着另一层意义，她有意把这两种身份放在一起是因为她感觉了在面对着社会偏见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壁障时，她们的精神困境是相同的，同样处在精神的底层。
    还有一个隐藏得更深的话题可能李虹自己都没有自觉地意视到，从画面上隐约可以感到同性恋者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是在一个被受歧视与孤立无助的环境中的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李虹选择了这这一个角度来表现这一题材，也可以理解为对同性恋现象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同性之间的受恋是对男性社会的逃避和反抗，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她们才能得到相互的理解和同情。这里面仍然包含了一种象征性，女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区别于一般的同性恋问题，因为她们更多的是在传统与制度压抑下的产物，不论她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高雅的聚会，或悲伤地倾诉，或愤努的发泄，她们在精神上都和李虹在画中所表现的那样，和生活在下层的女性没什么区别。与其说李虹是以女怀问题为题材，还不如说她以社会评论作为她的绘画题村，正是由于绘画，才使她有可能对女性问题采取一个独特的视角，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在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之后，对女性身份的一个切身体验。也正因为如此，李虹才觉得画出她所感受的东西比按照某种绘画的规范去作画更加重要，严格说来这些形象是无法用文字来解释的，你可以感觉到画家的痛苦与悲凉，企盼与希望。也可以感觉到她在理智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李虹的画是悲观的，却有着憾人心弦的效果，她提示了人们不敢正视的一个侧面，也画出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沉重。虽然她也想画出一些美好与希望，如《出水芙蓉》和《摇篮曲》这些画，但给人的感觉总是哪怕这一点美好也是一种渺茫。就象李虹自己所说那样，真正想画出你所思考的问题是需要勇气的；正是这一勇气才反映了当代女性在妇女问题上的一种自觉，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她对社会的透视，也反映了这种精神的自白。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