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 德

一

而今只有弱智、傻子、呆子们还在看书，还在谈论什么知识结构。我想凡是不看书的人物，比如教书而不看书的美院教师，读书而不看书的学生，见到本文的标题，一定会感到痛快。释迦牟尼看书吗？耶稣看书吗？穆罕默德看书吗？后者的说教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安拉是唯一的上帝，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汉传佛教徒的知识结构更加的简洁：喃呒阿弥陀佛。千百年来，三位不热衷于看书的人却始终在接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其中包括无数的书生。彼此都是人，看书的寄生在不看书的遗迹下面，成为人类最庄严而又令读书人困惑的景象。中国的老子，身份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馆长，读书、管书加写书，结果以他为教主的道教，始终挣扎在汉传佛教之下。

宗教巨人不看书的作风，在二十世纪却成了大范围凸显的文化景观，以致世界各地冒出了五花八门的准宗教或伪宗教的教主，把人间弄得很不安宁。市民文化也不甘寂寞，电视编导们塑造的小燕子这个漂亮文盲，成了中国少女的偶像。尾巴分岔的小燕子是风尘女子的隐语，但外出打工妹的花名册，小名小燕子的辍学女孩却触目皆是。那是爹妈们的妄想，也是小燕子们的梦想，幻想受到皇上宠爱而一夜暴发。中国商界的暴发户，不读书的人也很多。这类暴发户，有的靠父母权势，有的靠江湖骗术，发了不义之财，然后就能支配读书人，如同暴君支配书生一样。看书的弱智们还在呆傻地看书，在他们的眼中显得多么可笑。

二

有人说美术学院的某类教师，画了一靠子的画都没有入门，原因在于不看书。马上就有人反驳，说是某些人看了一辈子的书也没有入门。反反驳：不知道看什么和怎么看，人看傻了，不是看书的错，而是启蒙老师或大学教师的错。本届读美院和美术系的学生，据说将近十万。加上原有的学生，按师生一比十计算，美术教师不应少于二万人。这么多教师，哪里去找？上十万人跻身美术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使得美院的教学方向必须改变，从培养美术专业人才向提高美术鉴赏能力转化。这意味着教员传授知识比传授技术更加重要。

美术同现有的知识系统都有关连，美术教师的知识面，应当像百科全书的索引，能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进而续写、改写或推翻百科全书现成的篇章。一些匠人习气很重的教师，不买书、不看书、不上网、不听讲座，历史知识严重匮乏，当代信息不闻不问，年复一年，只能依赖手头功夫打发学生。应该通过知识考试制约和改变这类人物，同时每年扣除五分之一以上的工资，责成他们购买各科工具书和类书。不要说教师不看书行不通，就是职业画家也不能不看书。梵高和高更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个性与激情已经不再稀罕，异国情调也不再有味，它们不是当代艺术的光环，更不会是未来艺术的首选条件。知识时代需要建立在跨专业知识上的美术形态，需要美术界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上百年前称为智识分子。韩非子笔下的智识，相当于现在的智商；上百年前指称的智识，相当于现在所谓的专业知识。狭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指独立撰稿人、体制外的专家和受过常规教育而持不同见解的人。这种定义有很大的弹性，比如中国外交学院现任院长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声称自己是体制外的人。按照他的解释，美术界人士几乎都在体制之外。中国知识分子吃的是体制的饭，却又要同体制划清界线，这意味着体制有着不可救药的弊病；任何有判断能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为傻瓜也能看到的弊病承担责任。能够影响周边学生的美术教师，是充当旧体制的附庸，还是扮演改变体制的角色，与其看他是否明智，不如考察他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同文化立场会以简明的因果关系呈现在个人身上。

三

有一次我向几位美院教师建议：向优秀学生学习，学一学他们位于人下的态度，学一学他们求学的愿望。没有等我把第二句话说完，有人就很不以为然地打断，说我高估了学生的能力。我想我只是低估了这位老兄自我加冕的心理地位。不要以为一旦为人师表，就可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学生心里并不买你的帐，只是不敢表露，担心你报复，忍着或假装谦虚，甚至逢场作戏地恭维你，把你哄得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物。凡是当过学生的人，回想一下当年的老师在你心目中的实际地位，就会发现，教师不过是一群年轻人上学的见证人。当他们填写履历表时，你可能连充当见证人的资格都会被勾销。你要是希望他们将来不骂你，说你还不是一个草包，不是一个只会照本宣科或只会画两笔的高级文盲，就应该比他们更勤奋，就应该像弱智一样去看书，只要不真的看成呆子和白痴就行。

四

对于教书的不看书，当然不能一味地进行单向指责，因为教科书和靠吹嘘出来的书，不是过时就是浅薄。这类误人子弟的书籍，能看吗？而今的中国，是人都能出书，尤其是只看闲书的人们追捧的名流，写书就像拉痢一样快捷。它们同浅尝辄止的学术书籍，犹如行画一样只会把人的眼睛看坏，心胸看窄。北京的文摘报在学术界的口碑最好，有一次摘录某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谈的是暴力革命，声称“革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清代而不是民国，殊不知革命最早出自周易的离卦，原话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翻译成白话，革命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要人的命。商汤王和周武王试图改变自己和同代人的命运，受到人们的拥护；不过周武王砍掉商纣王的脑袋，却受到人们的非议。后来，王莽革命，武则天革命，赵匡胤革命，都没有大开杀戒。一方面是读书人不看书，一方面是印刷业的畸性繁荣，以致造纸厂排放的废水，把淮河等水域污染成了癌症高发区，同学术界的伪劣产品一道，狼狈为奸。总有一天，中国会发起另一种性质的焚书运动。

《当代美术家》2005年第1期删节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