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永年

　　源远流长的中国美术，经历了风雷激荡的二十世纪，迎来了“东方既白”的二十一世纪。

　　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美术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汇中，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清醒与睿智，吸取着“欧风美雨”中有助于中国美术“改步变古”的生机与活力，迈开了跨入现代的步伐。艺术视野由封闭走向开放，艺术观念由单一走向多元，艺术形态由古典走向现代。来自西方的美术品种，经过消化吸收实现了本土化；古已有之的传统美术，经过整合蜕变实现着现代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无穷的艺术创造力，国际文化的交流缩短了中西美术的差距。愈加发展的中国美术不仅在表现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上超越往古，在通过艺术创造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上也胜过前贤。如今，不仅中国美术在走向世界，世界美术也在走向中国。

　　回首百年历程，思索世纪美术，可以看到促进现代中国美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验非只一端，但重要的是理论的自觉，它不仅表现为致思的透彻、讨论的深入，也表现为批评的锐敏。实际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每一次困惑，都有赖于自觉理论的指点，中国美术的每一次前进，也都离不开自觉理论的引导。因此，尽管欧洲中心主义的流行容易使自卑者邯郸学步，物质至上主义的蛊惑也容易令精神失落者无所作为，夜郎自大主义更容易让闭目塞听者固步自封，但中国美术的主流却始终在“融合论”和“距离论”两种理念的并存中发展前进。“融合论”主张中西文化美术的融合无间，西化与化西变为一体。“距离论”主张中西艺术可以互相沟通却不必彼此取代，而有必要拉开距离。两者的对立互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必要条件。

　　已经到来的新世纪，对于美术家而言充满了希望，也时有困惑；充满了机遇，也不乏挑战。科技创新的神奇，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信息咨询的网络化，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向中国美术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考与不断探索的问题，涉及了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艺术与受众的关系，艺术的存在方式与特有功能，艺术的个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涉及了艺术观念的更新，艺术精神的弘扬，也不能不涉及艺术的形态、语言方式和媒材手段，这一切都需要艺术实践的探索，也完全离不开理论的讨论。

　　不同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致思，会有不完全相同的立足点与着眼点，正如二十世纪的美术发展中存在着“融合论”和“距离论”两种理念一样，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也仍将存在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潮流。作为学院的美术学者，我乐于从“融合论”与“距离论”的对立互补中来总结经验，乐于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相反相成中来思考中国美术在二十一世纪遇到的问题。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在上个世纪末，科学家李政道在与东方学家季羡林的对话中指出，宏观整体的东方思维，将在新世纪发挥中心作用；画家李可染也指出：“东方既白”，亦即东方艺术的曙光将照亮二十一世纪。是否一定要“东风压倒西风”，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我愿以“竖起脊梁立定脚，敞开眼界放平心”的态度，通过网络论坛，对中国美术、华人美术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共同话头，发表我的一孔之见，在与大家的讨论切磋中，共同推动中国美术的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