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奇诺和他的前辈维拉一样，将复兴优秀的拉丁文学和造型艺术视为他们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要成就。
文艺复兴人之所以如此看重拉丁文，其中的一个缘由是它是一小群博学之士的通用语言；受过精英教育的人都使用这种语言。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现代国家或城邦正在形成，而这些国家需要一批专业管理人员，深谙罗马法律。这个阶层的人，都是新的世俗学术的倡导者，而这种学术，就像专业的宗教研究一样，都是以拉丁文为基础的。
文艺复兴人通常把但丁、佩特拉克、薄伽丘尊奉为人文主义的先驱。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一语，原义指富有人性的学术研究，也就是指那些与人的尊严相配的研究。我们现在许多人误解这个词，认为文艺复兴的特征是人冲破了中世纪的禁锢，以世俗取代宗教，人认识到自己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身生存的目的。人文研究当然有别于神学研究，但不同并不意味着誓不两立。新的世俗学问并非与旧的神学相对立，而是相互共存。法律和医学等世俗学问并非是新的知识，人文主义学术的创新之处是把语言、文学和哲学放在新的上下文中进行研究。这就是他们崇尚古典古代及其伟大的拉丁语学者的重要原因。人文主义者往往是神学或医学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如饥似渴地钻研语法、修辞学、诗歌、历史，以及拉丁或希腊语作家的著作，他们希冀重新创造古代智慧和优雅的文体，为此，他们发明了文字校勘和语言学方法。他们广征博引古典作家，但并没有在异教和基督教经典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古典遗产并未被中世纪所抛弃，那时人们依旧在阅读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拉丁和希腊文典，就如中世纪的艺术家并非对古典艺术和古典传说与历史闭目无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神学家和研读古典著作的人的区别在于：他们从古典古代发现了判断人类文化活动的绝对标准。他们由此重建了一种价值体系，不同于中世纪骑士和贵族理想赖以奠基的价值结构。
个人才华重于出生背景就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人文主义在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的土壤里成长起来，这种土壤里流淌着古代罗马的养料，包含着共和政府的遗产，代表着自我信赖和公民道德的新理想。
菲奇诺在盛赞自己时代的成就时，自豪地说，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生活的城邦：佛罗伦萨。他没有夸言，佛罗伦萨的确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策源地，连humanism(人文主义)一词都源出于佛罗伦萨首相莱奥纳尔多?布鲁尼。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即已成为研究古典世界的重镇，由此奠定了文艺复兴未来发展的基础。也是在佛罗伦萨，人们首次将古典古代文化与艺术家相联系，孕育了艺术家也是值得尊敬的创造者的思想，为艺术家摆脱低于脑力劳动者的工匠地位铺平了道路。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领袖是布鲁尼的导师萨卢塔蒂。萨氏早年学习法律，1375年起任佛罗伦萨首相，直至1406年逝世。萨氏发扬光大了佩特拉克创立的古老的人文主义传统，他曾说服佛罗伦萨人，聘用希腊学者赫里索洛拉斯，在佛罗伦萨城传授希腊文学、古代哲学和艺术知识。赫氏以翻译荷马与柏拉图著作而知名，他的渊博学识激发了佛罗伦萨人对古典世界的方方面面的浓厚兴趣。佛罗伦萨的知识阶层由公证人、律师等凡人组成，在他们心目中，古典世界代表了人类的高级文明，重新创造这个美妙的世界就是他们日夜向往的美梦。
实现这个文化梦想，需要经济的基础。佛罗伦萨不仅建立了繁荣的工商业，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吞并了托斯卡尼财富的上层阶级。当时的佛城，颇似19世纪欧洲帝国的首都伦敦和巴黎，城邦的钱财不由君主控制，而是掌握在上层阶级的手中。统治该城的梅迪契家庭主要支系之一的开创者科西莫?德?梅迪契就是工商界的巨头。他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热爱古典艺术，大力资助学者，四处搜集拉丁手稿，出资让学者翻译希腊文典，鼓励建筑师吸收古典形式，雕刻家模仿古代人物雕刻。没有他的金钱，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追求古典理想将化为泡影。
文艺复兴是一个生产奢侈品、消费奢侈品的时代，一个大兴教堂和宫殿、崇尚绘画、雕刻和书籍的社会。中、上层阶级大量需求文化产品，而社会能迅速满足其需求。萨卢塔蒂的门生布鲁尼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佛城的生活，眼前展现的尽是佛罗伦萨城的欢愉和便利：腰缠万贯的医生、美味佳肴、金樽美酒，人若生病，由上乘厨师掌勺烹饪，以符合病者口味。可以想见，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生活也是如此豪华。
布鲁尼继承师学，将人文主义提升为一种思想体系，为城邦奉献了自己的智慧。1427年，他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首相，跟他的老师一样，一直当到生命结束为止。他发明了文艺复兴新史学方法，所撰写的十二卷本《佛罗伦萨人民史》(1610)是西方第一部以经过校勘的史料为基础的佛罗伦萨史。《君主论》作者马基雅弗利即以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方法为先导。布鲁尼的史学贡献与他对佛罗伦萨的政治组织的看法直接相会。佛罗伦萨人民知道，他们的城邦奠基于罗马共和国时代，因此把佛罗伦萨与罗马帝国相联系，是他们心目中天经地义的事，但布鲁尼颠覆了这个传统说法，引证古典作家，说明佛罗伦萨本身就是共和国的基础。当他写到城邦的中世纪史时，他没有盲目因袭早期编年史家的记述，他查阅了市政厅的档案，借助原始史料改善叙述。彼特拉克当年用于修订西塞罗文本的方法，布鲁尼将之运用到了写作历史巨著上。布鲁尼的历史著作，还有一个新颖之处。他令人信服地将共和制描绘为最值得赞颂的政治美德。在此，他暗示说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冲突，就是共和美德与专制罪恶之间的斗争。这个观点的深远意义是：它开启了历史即是文明史和社会特质的历史的史学视野。这样的历史，不复是一串串政治事件的历史，不复是上帝干预人类事务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便可包容政治行政的艺术，也可囊括文学与艺术。
布鲁尼用典雅的西塞罗式拉丁文体，翻译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等希腊古典著作。对于布鲁尼这些意大利人来说，采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的政治理论，并将之运用于他们自己的城邦，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意大利城邦与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城有共同之处。在15世纪的前四十年里，布鲁尼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证佛罗伦萨城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无需神学的理由，也不必置于教会——城邦关系的上下文中。他力辩说，市民的职责是在战争期间捍卫国家，而不是纵容国家淘大钱征用没有信誉的雇佣军队长。这个论点预示了马基雅弗里的著名论断。
崇尚拉丁语的热潮与倡导俗语文学并行不悖。布鲁尼用意大利语为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三位文艺复兴的先驱树碑立传，加深人们对意大利艺术成就的欣赏。佛罗伦萨画家和建筑师瓦萨里步布鲁尼之后尘，在1550年出版了西方第一部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列传，充分肯定了他的前人与自己的伟大的艺术成就。这些传记，跟我们在展厅中看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创造的作品，特别是肖像和自画像一样，堪称是时代之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复兴的男男女女是怎样自信地看待他们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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