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尼娅在画面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和拉丁日期，如同前辈人文主义者维拉、菲奇诺的宣言一样，她的《自画像》旨在告诉后人，他们时代的主要成就是复兴优秀的拉丁文学和造型艺术。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之所以看重拉丁文，原因之一在于凡受过精英教育的人都使用这种语言。此外，在欧洲，尤其在意大利，现代国家或城邦正在形成，而这些国家需要一批深谙罗马法的专业管理人员。这个阶层的人，都是新的世俗学术的倡导者，而这种学术，就像专业的宗教研究一样，是以拉丁文为基础的。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通常把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尊奉为人文主义的先驱。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一词意指富有人性的学术研究，即与人的尊严相配的研究。有许多现代人对此词理解有误，以为文艺复兴的特征是人开始认识到自己，开始把自己看成衡量万物的标准，由此而冲破中世纪的禁锢，宣扬以世俗取代宗教，以人为本。
虽说人文研究有别于神学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势不两立。新的世俗学问并非总与旧的神学相对立，在文艺复兴时期，两者依旧是共存的，如人文主义者看重的法律和医学等世俗学问，决非是什么新知识。人文主义学术的创新之处，仅在于把语言、文学和哲学放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进行探究。这就是他们崇尚古典古代及其伟大的拉丁语学者的重要原因。人文主义者通常是神学或医学业余爱好者，他们如饥似渴地钻研语法、修辞学、诗歌、历史以及拉丁或希腊语作家的著作，希冀重新创造古代智慧和优雅的文体，并为此而发明了文字校勘和语言学方法。他们广征博引古典作家，但并没有在异教和基督教经典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古典遗产并未被中世纪所抛弃，人们依旧在阅读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拉丁和希腊文典，一如中世纪的艺术家并未对古典艺术、古典传说与历史视而不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神学家及研读古典著作者的区别在于：他们从古典古代发现了判断人类文化活动的绝对标准，并据此重建了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不同于中世纪骑士和贵族理想赖以生存的价值结构。
个人才华重于出生背景，便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人文主义孕生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土壤里，而这一土壤具有丰富的古代罗马共和政府的营养，培育了自我信赖和公民道德的新理想。
在中世纪，欧洲社会由王公贵族、教廷和劳动阶级三个阶层组成。教廷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1340年爆发的黑死病几乎吞噬了一半欧洲人的生命，佛罗伦萨也深受其害，至文艺复兴时代人口尚不足十万。然而，人口的减少，却给欧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农作食品减价，制造需求增大，城市扩展，财富从依赖土地的社会阶层转移到了产品制造主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商人阶级，改变了欧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结构。
佛罗伦萨成为这个变革的轴心，新思想从这里折射到欧洲其他地方。政府由民众选举产生，而新的富裕阶层热衷于赞助艺术、支持对古代世界和现代的新发现。哥伦布便是仰仗佛罗伦萨制造的航海仪器和绘制的地图开始其探险的。所以，19世纪伟大的史学家米什莱和布克哈特把这个艺术和知识伟大突破的时代描述为"人和世界的发现"。
菲奇诺盛赞自己时代的成就，他自豪地说，这些成就都发生在他生活的城邦：佛罗伦萨。他没有夸言，佛罗伦萨的确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策源地，这里不仅产生了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人物：但丁、彼特拉克、乔托、米开朗基罗、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而且连"humanism"（人文主义）一词都出自佛罗伦萨首相莱奥纳尔多·布鲁尼之口。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已是研究古典世界的重镇，她奠定了文艺复兴未来发展的基础。同样也是在佛罗伦萨，人们首次将古典古代文化与艺术家相联系，孕育了艺术家也是值得尊敬的创造者的理念，为艺术家摆脱低于脑力劳动者的工匠地位铺平了道路。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领袖是布鲁尼的导师萨卢塔蒂。萨氏早年学习法律，1375年起任佛罗伦萨首相，直至1406年逝世。萨氏发扬光大了彼特拉克创立的古老人文主义传统。他说服佛罗伦萨人，聘用希腊学者赫里索洛拉斯在佛罗伦萨城传授希腊文学、古代哲学和艺术知识。赫氏以翻译荷马与柏拉图著作而知名，他的渊博学识激发了佛罗伦萨人对古典世界方方面面的浓厚兴趣。佛罗伦萨的知识阶层由公证人、律师等凡人组成，在他们心目中，惟有古典世界代表了人类的高级文明，重新创造这个美妙的世界就是他们日夜向往的美梦。
实现这个文化梦想，需要一定经济的基础。佛罗伦萨不仅建立了繁荣的工商业，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吞并托斯卡纳财富的上层阶级。当时的佛城，颇似19世纪欧洲帝国的首都伦敦和巴黎，城邦的钱财不由君主控制，而是掌握在上层阶级的手中。统治该城的梅迪奇家族主要支系之一的开创者科西莫·德·梅迪奇就是工商界巨头。他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热爱古典艺术，大力资助学者，四处搜集拉丁手稿，出资让学者翻译希腊文典，鼓励建筑师吸收古典形式，雕刻家模仿古代人物雕刻。没有他的金钱，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追求古典的理想将化为泡影。《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展出的许多作品不是为梅迪奇家族所创作，就是曾为他们所收藏。
文艺复兴同时还是一个生产、消费奢侈品的时代，一个大兴教堂和宫殿、崇尚绘画、雕刻和书籍的社会。中、上层阶级需求大量的文化产品，而社会能迅速满足这个需求。萨卢塔蒂的门生布鲁尼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佛城的生活，眼前展现的尽是佛罗伦萨城的欢愉和便利：腰缠万贯的医生、美味佳肴、金樽美酒，人若生病，由上乘厨师掌勺烹饪，以符合病者口味。可以想见，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生活也是如此豪华。
布鲁尼继承师学，将人文主义提升为一种思想体系，为城邦奉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1427年，他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首相，跟他的老师一样，一直奉职至生命结束为止。他发明了文艺复兴新史学方法，所撰写的十二卷本《佛罗伦萨人民史》是西方第一部以经过校勘的史料为基础的佛罗伦萨史。《君主论》作者马基雅弗里即以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方法为先导。布鲁尼的史学贡献与他对佛罗伦萨的政治组织的看法直接相关。佛罗伦萨人民知道，他们的城邦奠基于罗马共和国时代，因此把佛罗伦萨与罗马帝国相联系，是他们心目中天经地义的事，但布鲁尼颠覆了这个传统说法，引证古典作家，说明佛罗伦萨本身就是共和国的基础。当他写到城邦的中世纪史时，他没有盲目因袭早期编年史家的记述，他查阅了市政厅的档案，借助原始史料改善叙述。彼特拉克当年用于修订西塞罗文本的方法，被布鲁尼运用到历史巨著的写作之中。布鲁尼的历史著作还有一个新颖之处，令人信服地将共和制描绘为最值得赞颂的政治美德。在此，他暗示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冲突即共和美德与专制罪恶之间的斗争。这个观点的深远意义是：它开启了历史就是文明史和社会性质史的史学新视野。这样的历史，不复是一串串政治事件的历史，不复是上帝干预人类事务的历史，而是包容行政管理和文学艺术等文化的历史。
布鲁尼用典雅的西塞罗式拉丁文体，翻译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等希腊古典著作。对于布鲁尼这些意大利人来说，采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的政治理论，并将之运用于他们自己的城邦，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意大利城邦与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城有共同之处。在15世纪的前四十年里，布鲁尼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证佛罗伦萨城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无需神学的理由，也不必置于教会--城邦关系的语境中。他力辩说，市民的职责是在战争期间捍卫国家，而不是纵容国家出大钱征用没有信誉的雇佣军队长。这个论点预示了马基雅弗里的著名论断。
崇尚拉丁语的热潮与倡导俗语文学并行不悖。布鲁尼用意大利语为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三位文艺复兴的先驱树碑立传，加深人们对意大利文学成就的欣赏。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同样为视觉艺术家的成就感到自豪。他们盛传艺术家的轶事，宣传他们的聪明才智；佛罗伦萨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就把画家乔托列入该城伟人名录。在过去，艺术家与工匠为伍，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将他们的名字留传给子孙后代，他们本人也不大关心名声的问题，因而经常不在作品上签名，仅把荣誉献给他们为之工作的教堂。从乔托开始，艺术家乐意自豪地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从此以后，艺术的历史不再纯然是艺术作品的历史，而主要成了伟大艺术家的历史。瓦萨里的《名人传》为我们记录了关于艺术家的史料，他的传记，跟我们在展厅中所看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那些肖像画和自画像一样，堪称是时代之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复兴的男男女女是怎样自信地看待他们的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