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这个词因被学者们过分自由地用干历史的任何转折点而夫主了它不少的冲击力。但是仍然会何理由尤其在伴随着对宗教与传统基督教艺术的攻击而来的两难困境的意义上继续把18世纪末期看得比其他的时期更大“危机深重”。休尔莫（T.E.Hulme）一度称浪漫主义为“跌落的宗教”（spilt religion），而在这些方面 我们己在风景画，尤其在弗里德里希和透纳这类北方新教艺术家所实践的风景画中看到了很多证据。我们同样还看到正统的宗教表达如何破转化为其他新的形式和象征：海上航行、沉思自然的孤独者、葬礼及哥特式建筑并以异于17、18世纪那种复杂样式的简洁和一种结构上的质朴无华被记录了下来。这种困境致使许多艺术家和思想家甚至开始考虑用新的宗教体系来取代或复兴基督教气息奄奄的信仰。当弗里德里希·封·施莱格尔（Friendrich von Schlegel）设想重建的天主教会也许应该消化法国大革命事件时，他必定在为众多的艺术家代言。他写信给诺瓦利斯（Novalis）：“我正考虑创立一种新的宗教或至少有助于对它的宣传。也许你更有资格成为新的基督——如果那样，他会发现我将是他的圣保罗。

　　事实上，许多北方艺术家恰好是以这种方式对宗教危机作出了反应——通过尝试创立他们自己的宗教体系，并希冀借此导入一个更虔敬也更灵性化的时代。这种新型个人宗教最引人注目的例证就是既是艺术家又是体系制造者的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但是，他对全新宇宙起源及全新宗教圣像学的寻求与他表达的形式手段同等地为许多北方的同时代人所共有，而这本身正是1800年左右的危机的症候。首先是一位丹麦一德国的大师——出生于1754年，年长布莱克仅３岁的阿斯穆斯·雅各布·加斯特恩斯（Asmus Jalob Castens） 他同样认为自己不属于布莱克也予以反抗的那种学院训练和受人资助的卑琐的世俗传统，而毋宁是某种宇宙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并工作于超理性的观念与精神的王国之中。像布莱克一样，加斯特恩斯同样迷恋原创力，及因米开朗基罗的“可怖”（terribilita）而滋润的那些神圣的人物形象，对此布莱克只能通过复制品才得以了解而加斯特恩斯，鉴于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岁月（1792—1798）侨居在罗马，则能亲历其中，但不论就形式还是就意图而言结论常常了有重叠。

在出自这些大师——布莱克的《太古》（Ancient of Days）和加斯特恩斯的《光之诞生》（Birth of Light）， 均作于1794年——的两部同一时期的作品中，人们确能发现针对宇宙起源的两种个人化阐释，以及激情洋溢地为18世纪90年代的西方世界重写《创世纪》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努力，那个世界历经了两次革命的动乱，并且，其中的许多人甚至必定会要求修上宇宙的起源。作为其史诗《欧洲：一个预言》（Europe：A Prophecy）的封面画，布莱克的《太古》在象征意义上堪称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综合体 它包括了一切，从中世纪的罗盘象征和米开朗基罗式的神灵到乌里策（Urizen）这个布莱克自己的发明，它意指原初的创造力而其被理性与化学所限制的自由则是一种恶的行为。如果说加斯特恩斯的《光之诞生》在宇宙起源意义上略少个人性的话那它有着同等的秘传性，因为他以布莱克致意西斯廷天顶画之崇高力量的方式，为一位兴许是味尼基神话作家的宇宙起源奇想作了插图。那位作家叫桑切尼阿松（Sanchuniathon），依据毕布罗斯的菲洛·海伦尼乌斯（Philo Herennius of Bybles）后来的记载，他描述了原创力（Phtas）与夜（Neithe）之交合中的光(Phanes)之诞中。两部作品刹那间置身于一个象征的世界，独立于哪怕是巴洛克艺术中最理想的范例都曾立足其上的那些经验观察的根源，甚至超拔于引力法则之上。两位艺术家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发现油画是一个让人厌恶的中介，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对乏味现实产生幻觉的技法，而为绘画的线性纹章学所规定的象征领地才是加斯特恩斯与布莱克渴望拥有的。布莱克常常像个中世纪艺术家那样思考，创制17、18世纪的早期艺术难以想像的有关《创世纪》题材的那些幻像般的真实的象征。在米开朗基罗之后和浪漫主义之前，什么样的艺术家能像布莱克那样想像希伯莱上帝Elohim创造亚当的原始景象？不那是1795年的一幅水彩画，从中人们得以全新地感受并目睹创造本身的令人惊赅和敬畏之处。不仅如此，布莱克看上去与其说像是一位后文艺复兴艺术家，不如说更像一位中世纪艺术家，以象征的方式表现四元素，绕着太阳纯粹的环形火焰即金色光环等价物，组织其平涂但却层次分明的构图。

　布莱克与加斯特恩斯均坚定地拒绝他们视为琐碎的题材，及对细微而又转瞬即逝之物产生模拟性幻觉的艺术传统，这个传统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他们出生时的18世纪中叶。对他们来说，存在的只有象征和思想。但承继下来的还有其尴尬处境：其艺术有意于普及，收获的却是秘传。他们的个人展览（加斯特恩斯1795年在罗马，布莱克1809年在伦敦）由作为资助方的官方学院系统所承办，吸引的却只是狭小的朋友圈子；其象征即使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就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如此众多的个人象征一样，意义依然含混并且难以索解。尽管讨论的是永恒真理，但其意义在源泉上或面对阐释时却晦暗不明。难道不正是加斯特恩斯才会像伊曼纽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那样去阐明时空吗》？难道不正是布莱克才会去阐明生命之河与时空之海吗？并且，不正是其个人发明与中世纪来源间的复杂综合才使得现代布莱克学者的解经技巧始终没有用武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