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事天主教历史研究的关系，早在十余年前在徐家汇藏书楼翻阅《圣教杂志》时，就已经看到张充仁为马相伯所作的油画像和雕塑像的图片，也浏览过张氏在欧洲留学以及学成回国的零星报导，对这位大艺术家的人格与作品，心仪已久。现在，阅读了陈耀王先生所著《泥塑之神手也——张充仁的艺术人生》一书，内心深受感动，可谓“悲欣交集”。
1907年9月15日，张充仁出生于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对面的五棣头（今漕溪北路南丹路口），其父张少圃为木雕艺人，其家族亦世奉天主教。张充仁圣名玛窦。四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将他送到土山湾孤儿院学校。土山湾孤儿院设有绘画馆，是由西班牙辅理修士，最初徐家汇天主堂设计者范廷佐（Joanne Ferrer,1817—1856）创立于1852年，1864年扩大规模，先后有陆伯都修士、刘德斋修士参与其事，从事西洋铅笔画、水彩画、油画、雕塑，作品均为圣像画和圣徒像雕刻，还制作教堂所用铜钟和圣爵。张充仁在这里学习了四年，八岁时去类思小学，同样出身于孤儿院校长田中德亦精通绘事，且对他宠爱有加。毕业以后的六年中，他跟随着和蔼可亲的爱尔兰辅理修士安敬斋（F. Enry）在土山湾照相制版部学习珂罗版照相制作。直到1928年才离开。
张充仁小学三年级时，图画成绩得全第一名，但颁奖之时，因大风吹落奖品上的纸条，错颁他为第二名。此事在他一生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这好像在冥冥之中启示我，虽然我是第一名，但得到的只能是第二名，而这样的事一直持续到我的一生”。无论是看他生平或读他的传记，我们都能得到这种印象。张氏于1931年8月乘邮船赴马赛，10月即考入布鲁塞尔北京皇家美术学院，师从巴斯天（Alfred Bastien）教授，当年底在座位试赛中获第二名，得“中比庚款奖学金”资助，不久其画作《凉风动荡》在比京万国博览会中展出。次年年终考试，获油画风景、动物解剖、透视学第一名，人体解剖、图案构成第二名，因成绩优异引起轰动。本文并不想罗列其艺术成就的史实，1985年应法国艺术收藏馆之请，张充仁特为自己雕塑了一只右手，与毕加索、罗丹的手，一同为该馆永久收藏，全球艺术家获此殊荣者仅此三人而已。然而，张充仁在其祖国所获的声誉，长期以来与其艺术成就并不匹配，我曾就此询问历史系和艺术系的大学生，对他的经历多有所不知者。这是耐人寻味的。今天，本书的出版，对于张氏是一种不算迟到的褒扬，也是笔者写这篇介绍的最初动机。
阅读此传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张充仁对于祖国古老文化的热爱和民族命运的关怀。笔者多年以前曾看到一部介绍张氏生平的电视短片，老人在讲述自己赴欧留学的经历时，谈到时值1931年9月18日，邮船正驶近地中海，他听到了日本人侵占东四省的消息，感愤伤悲不已。因为他身后的祖国正沦陷于铁蹄之下，而自己在欧洲的前途亦十分茫然莫测，讲述至此，他流下了热泪，哽咽不已。他说此时自己唯有义无反顾地献身于艺术，以图将来报效国家。众所周知，他协助埃尔热所绘的《丁丁在运东》（又名《蓝莲花》），与埃氏早年作品如《丁丁在刚果》、《丁丁在美洲》截然不同，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立场，它使西方社会了解了中华民族在日军蹂躏之下的苦难、中国人的反抗、机智和幽默、以及在这种性格背后的古老文明。当埃尔热在四十年后百感交集地与已恢复联系的张充仁通信时，仍然这样写道：“是你让我继马可·波罗之后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她的文明、她的思想，她的艺术和艺术家，我仍然专心于《道德经》和《庄子》，这两本书也是你向我推荐的。”
张充仁曾为许多名人塑像，如马相伯、于佑任、唐绍仪、蒋介石、冯玉祥、司徒雷登、吴湖帆、聂耳、埃尔热、密特朗、邓小平。每一种塑像均能传达人物的神韵及内心世界，使观者感到作品既来自于生活，又超拔于生活，他的风景水彩或油画，如《楼影波光（威尼斯）》、《艺术荟萃处（佛罗伦萨）》、《故园遗迹（罗马）》、《公园一角》等等，既具有写实感，地中海南部世界丰沛的阳光与植被、棱角毕现古代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在在有身历其境之感觉；但同时无疑又能看出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生平静而安祥的思考和悟解。张充仁说过一段总结他一生艺术风格的话语：
“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抽象的，非具象的艺术，对这些我都不能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从小接受田中德、安敬斋老师的艺术教育。六十年前我负笈欧洲求学，我学习古典希腊文化，领悟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留下的，使艺术具有永恒价值的真谛。我崇拜罗丹，接受隆波教授的教诲。我几十年来走的是一条传统的写实道路。我从来不搞，也不愿意搞抽象的东西。尤其是一件历史性的作品，我想我首先应该做到的不仅是造型的准确，而且要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秉性脾气，他的智能发展方向。这种外形和内心的真实和准确的把握，来自你正确的观察和准确的艺术表现力。这样作才能做出中国人所说的‘形神俱备’的力作；我不主张夸张，更不赞成在作品中注入个人抽象的感情。抽象的、夸张的、变形的东西只适宜于装饰。只适于一时的审美，描写历史性的人物则不能这样，否则人们将看不到历史的真实”。
本书副标题为“张充仁的艺术人生”，它指明的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的关系。张氏早年著有《艺术的使命》一文，传记作者将它置于卷首，其中有一段话，既阐发了张氏对艺术的态度，也表明了他的生活的哲学，敬录如下：
“艺术底表演，全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本身底品性有密切的关系，假使身为艺术家，而为着私欲底不知足，日耽于舞场歌榭，装起假面具，把整个的时间和精神去逢迎贵显，那么虽有技术，也终于荒疏退步。结果在作品的色调里、笔触间，为着迎合人家底心理，勉强做作敷衍，是必然流露而不自觉的，甚或取材方面构图方面，故意装古作怪，以欺门外汉。这一类底作品，是谈不到思想和情趣的，即使博得市侩一时的捧场，实际上是无补于社会的。
所谓艺术，就是外表美而动人的，内容真实的，同时裨益于人群的。作品底美不美，以技巧成熟与否为条件，要内容真实，必须作者本人具有高洁的人格，真诚的心地，光明磊落，毫无成见，不为逸欲所蔽，以冷静的眼光作真实的描写，天才的润泽，这样的作品，方是为时代底先导，文化底光芒，历史底佐证。”
这种艺术观和人生观，当与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倡导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境界，可谓相当接近。
我们深切地感谢陈耀王先生满怀充沛的感情写了这本好书，它使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得以了解这位大艺术家生动鲜活、极具传奇的一生，体悟到主人公比波涛起伏的大海更为浩瀚广袤的内心世界。虽然本书并不以文辞华丽见长，但它却以有闻必录的方式，朴素低婉的笔调，严谨忠实的态度记录了历史与人物的无数细节，正是这些无需多加主观评论的细节，赋于历史以尊严，留给后人以暇想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