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意义
朱其（以下简称“朱”） ：我觉得你这批绘画挺能吸引人，能勾起我的很多情怀。我想知道为什么，的确不清楚画面背后是为什么?比如说你原来青春绘画时期，那时候我能知道画面背后为什么，现在却有点障碍。这次好像多重性更多一点，画面更混浊，情绪更复杂一点。
尹朝阳（以下简称“尹”） ：我从来没有把绘画从生活中单独割裂开来做一个东西。这个系列其实在我做第一个展览的时候，很多元素都已经存在了。如果要溯本求源、顺藤摸瓜的话，能摸到最初的“英雄远去”，那里面有这样一个情绪，其实整个是从这样一条线过来的： 2002年初，我决定把它放大到一个规模和尺度。然而对我来说，面对的问题都是特别具体的，比如2002年时换工作室了，空间 一下子变得比过去大好几倍。你要撑住这个空间，必须要大的作品。我也希望面临一个更新的挑战，无论是对尺寸的控制，还是对大幅画面的驾驭。另一方面，从技术和物理问题上，我觉得自己成长了。从核心问题上，我希望它能上一个台阶，而上台阶，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从个人经验出发。我认为主要是表达一种情怀，我把我从小到大可以说是我生命经历中关于理想、激情、热情，关于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记忆和感受，进行一种关于理想的拼贴。这个拼贴包含了很多题材：毛泽东、红旗、天安门，中间还有很多我自己，比如跟毛主席坐在一起，或者说仰望他。
朱：毛泽东身边的年轻人是你自己?
尹：全都是我自己。有些画得比较像我，有些画猛地一看不像，但仔细一看还是我。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谁并不重要，他身边出现了—个很平凡的人。我出现在那儿只是代表了我对他从小就有一种崇拜。我长这么大没有崇拜过什么人，如果要说有的话就只有他。我热爱中国的诗歌也是从热爱他的诗歌开始，他有一种特别激昂的却又说不上来的情怀，我觉得拿其他人来套都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感受。
朱：毛泽东在延安戴八角帽的那两张画好像不太像毛泽东?
尹：我当时想只有以这样一种态度才能表达我一种情绪，这也是当时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或者挖了一个陷阱一样，猛一看是毛泽东，仔细去看的话，又有些迷惑。这两张画跟看见毛主席身边坐着—个人的那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了一种参与。我希望它就是一种参与。
朱：感觉是在对话?
尹：对，有一种对话感觉。一方面是对话，另一方面是在这里面有一种追忆。我认为是一种追忆，你能看到或者想像当你风华正茂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因为在所有的照片里，毛主席这张照片是最帅的一张。你能看到当时很艰苦，当你仔细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目光坚定、情绪饱满。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年代是最革命、最前卫、最充满那种人在黄金时代才有的光彩。那时候是让人挺激动的。当时我就觉得，置换一下，做一个简单的置换，但我不希望它是批量生产的。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是要做一个这样的装置，一张完整的毛主席的像，旁边一个小小的人的轮廓，像雕塑一样，每个人可以站在后面，可以脸贴上去，然后前面放一架照相机拍，在展览时那个装置就挂在那儿，展览上每个观众都可以跟毛主席合影。
朱：那张毛泽东坐在黄河边上，好像有点以前青春远去的情绪，两个人站在阳光下，当然现在坐着。但我觉得情感状态带有那种成人的思索，因为“青春远去”还是站在一种青春空洞、无所思想、人生无望的角度，但这张感觉是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冥想的时刻，好像时光在流逝，但又带有一种历史的冥想。那幅画中的人物在想什么东西?
尹：这张是这个系列中比较早的一个，但却是很完整地体现了我想法的—张画。我当时查阅了很多资料。我想把这张照片放在画册里，文本上有一个印证。包括展览里我在想把这张原来的照片放在旁边，这样会有一种印证和参照，这会比较有意思的。这么说难听点是篡改，好听点是参与。你刚才说这张画叫“黄河远眺”，是毛主席当年在黄河边忧心怎么治理黄河的情景，我看这张画时已经把当时的原因给淡化了。
逝去的革命英雄主义
朱：为什么有两张是英雄纪念碑?
尹：说起来很偶然。我先声明这个系列所有的作品，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联想：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我要说的是，第一我没有任何的调侃的意思，我也没有任何的逆反、反叛、挑衅的意思。从我这里，我甚至觉得是一种褒扬的态度。比如我有一张画起名是《看见毛主席的那天电闪雷鸣风起云涌》，很长的名字，他从那边走过来，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画面。其实就是很偶然，我将来要写一段经历，因为我所有的这种类型的作品，都是从我个人生活经验中来，刚才那张画是我很小的时候的一段经历。画纪念碑，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去回溯那个时代，没有比那样一个形象更具有代表性了。这个作品里还有红旗。
朱：你这个系列是关于过去的一个回忆，
还是……
尹：我觉得回忆只是一个出发点。从另一方面，你刚才用了一个词“混浊”，我认为绘画是一种物质，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它真的在随着你的身体成长。我对比现在的画，跟第一个展览比，会发现那个时候更明亮，更清澈。现在更混浊，当然是因为人成长了。但我的感觉，我又希望是一种“现在时”的态度。我并不想仅仅做成一种怀旧的感觉。
朱：比较有意思的是，你用了两种主色调：一个是比较灰色的，就是蓝也蓝得比较阴惨的那种色调；红色也不是那种明亮鲜艳的，也是那种基调带有混浊的。那两种色调是情绪感觉吗?
尹：对，我是希望它往里边走的。那是情绪感觉的色调，我没有—定要它带上哪种概念，我在这个方面从来不会去追随什么概念。我只是说当时这么画很符合我内心的一种感受，画着画着甚至有时候偏离了当时的感觉，我只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来考虑这个问题。
朱：我看你那张很有意思，天安门广场很多人，那张画画得有点像一场梦境，而且整个画面带有—种灰色的骚动，不安的氛围，或者可以说惶恐不安的气息。广场上的人不一定这样，但我看会觉得惶恐不安，感觉像聊斋的一场梦，是这样吗?
尹：不是。这幅画是整个系列里最有分量的，但我不认为这是梦，那是我眼中的现实。天安门城楼我就上去过一次，但非常感动。我站在城楼上往周围看，因为这次还是挑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触动中国人神经的主题。我希望我在这个主题上没有任何挑衅，我只是说把它呈现出来，我的想法就这样。所以我画了从正面看天安门，站在毛主席纪念堂看天安门，从天安门看毛主席纪念堂，然后左边的历史博物馆，就是蓝色的那张，那两个雕塑就是毛主席纪念堂两边的雕塑，这批画从广场的方位看，就是广场的所有的元素，现场也要按照这个方位来布置，中间穿插一些毛主席像、红旗等等一些小时候的记忆。我希望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表达出来我这一代人从儿时一直到长大过程中，所有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东西，一个是情感记忆，还有一个就是按现在的眼神再去看它。到了天安门很多人的时候，我认为如果按照顺序发展的话，已经发展到现在时，就是我眼中的现在的中国。我不认为它是恐怖的，但你说的那种躁动不安，可能也有这种情绪。但那恰恰是我站在天安门上的时候感觉到的，我认为这种躁动不安也可以体现为一种活力。因为在这个转型时期，每—个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那种躁动不安的。
朱：那种情绪反正不是很激昂向上的，但也不是很阴暗的?
尹：它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我就希望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如果我表达得最准确，那么它就最有力量。我不是说我在里面表达了一种激昂，它就是最有力量的。我认为恰恰在你切中要害咽喉的时候，才是最致命的、最有力量的。我对这句话感到骄傲的一点是，当我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像闭关一样，我已经炼到了有一重天，在那重天上面的时候，感觉自己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在那上面我没有看到我过去的艺术史知识、一种情绪、画面的处理方式，我基本上没有，我画到这个境地的时候，说实话它像一面镜子，让我自己感受到了我的这种进入。
朱：有两幅天安门画面好像有红色的血滴似的很模糊的景象，鲜红的颜色把整个天安门给模糊了，画面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玻璃上滴下很多鲜红的颜色，那是什么意思?
尹：我没有把这理解成血，这个可能是被误读，但也不管它了。有人可能说会有影射，其实没有。对我来说，这种红色的覆盖代表了一种积淀、沉积。我画了几张，一方面从技巧上是受里希特的影响，但里希特是把它作为一种笔触来挥洒出来的。作为我来说，我把它当成一种痕迹和层次。比如说在我的工作程序中，效果上有类似的地方，但我是整个覆盖。还有就是我希望这个东西有一种指涉，比如我已经用各种红色塑造了天安门，最后又拿了一种颜色覆盖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实验红色各种各样的表现力，我几乎用了能够在市面上找到的所有的红颜色，包括我自己调制的。所以那可以说是一种红色的交响。另一方面，观众要误读我觉得已经无所谓了，革命的或者恐怖的。我每遍使用的都是纯颜色，但在这种纯颜色的叠加中它已经变得浑浊了。另外一张毛主席纪念堂，也是最后拿红色来覆盖的，很漂亮。如果一定要引申出一个文学性的含义的话，影射了我对毛主席一生的看法。
朱：纪念堂两边的雕塑，一组是红色的，另一组是蓝色的，为什么用两种不同的色调?
尹：那张蓝色的，我希望它冷静，表面看上去较那种20世纪60年代激昂的东西退后一个距离，蓝色是相对平静的，但内容是记载了关于当年的热情、革命的信念，我希望作为一个历史的跨度，把这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这种距离感就产生了。一方面，蓝色让人感觉这中间有一个冲突；另外一张也是出于同样想法，画面从红色渐变到蓝色，在同样—张画面里我希望记录时间，从清晨到黄昏，如果是要有一个这样的说明的话。在这里面我实验了—种东西，它可以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因为在以前的绘画中，我表达的是一种瞬间的光线，我希望现在是一种渐变，这个渐变作为这个题材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很长的一对纪念碑，从最远的一个强烈的、透视的到最近的，人的目光在移动过程中完成了一个从清晨到黄昏、从红到蓝的渐变，在视觉上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