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嘉煌在幽暗而曲折的隧道里穿行。前进中，作品的拮据和尴尬逐渐展现：那似乎更像先祖的居所——五个巨大的洞窟，被一条约100米长的隧道串联起来。除了三个洞窟里没有完成的壁画外，其余的洞的四壁，仍覆盖着盔甲般砂石岩层。
    只有打开常嘉煌的电脑，你才能看到洞窟的构想：一号窟——海外遗宝窟，被英国斯坦因等人盗走的敦煌壁画将在这里被复原；二号窟：可以让观者看到莫高窟220窟的复原；3号窟——中日净土窟，与日本僧人合作，展现中日佛教的交流……这座沙漠现代艺术馆的外型如同太空基地，透明薄膜罩在地表，里面则是金属结构和茂密的植物。
    在敦煌西部的党河河谷中，洞窟已经成长了八年。“它是戈壁上的一片绿叶和几滴露珠。”这位54岁的画家说，“敦煌像一棵生长了1000年的大树——自先秦到明代，不停有人开凿石窟，留下壁画和佛像。但在一千年前，大树停止了生长。现代石窟的功能，是对敦煌艺术的延续。”
    但这确实是遥远之梦。八年付出给常嘉煌带来了什么？是两鬓的风霜、数百万人民币的投入、家庭的离散，以及无尽的嘲笑与责骂。

                  他把现代石窟叫做“无底洞”

 
“无底洞”
    钢钎、铁锤。开凿的方式与古代石窟无异。在与坚硬砂岩的碰撞中，现代石窟在艰苦开凿中一寸寸前进。
“有时候一天可以开凿一米；有时候，两天只能完成一米。”30岁、臂膀粗过常人一倍的侯恒伍说。
为开凿石窟，侯家居住在石窟边的土屋里。他找到几个同乡，和他一起工作。当年，是侯恒伍独自守在这里，如今，陪伴他的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现代石窟距离敦煌市区约33公里，青海石油局曾无偿把电和自来水引来，但维持石窟也需要资金。最大的投入，除了开凿费用外，还有往返石窟和国内外的交通费、绘制壁画所用的颜料——由于需要长久保留而特制的矿物颜料。加之聘请的画工，有些是需要付酬的职业画家，另一些美术院校学生，常嘉煌要为他们安排衣食住行；去年他的母亲病重时，还吩咐儿子用最后的医药费支付志愿者在敦煌的食宿和参观费用。
“花费像扇面一样展开，我大约投入了数百万元人民币。”常嘉煌说，“对以后的开支，我甚至不敢想。因为在计划中，需要创作十几个洞窟，这还不包括地下园林、画家生活区等附属设施。”
艺术家本性清高，但这位中国美协会员，不得不去日本卖自己的画维持巨大的作品。常嘉煌把自己比做孤雁，往返于敦煌、北京、日本之间。“当帐户里只有几千日元（约几百元人民币）时，你就会明白‘为五斗米折腰'的含义。”
    1984年，常嘉煌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东京大学学习和研究。后来，他成为一个日本公司的职员、职业画家，并在日本有了妻子和孩子，年薪数百万日元让他们生活安逸。但石窟打破了平衡，随着“无底洞”的扩大，他难以照顾家庭，妻子更无法理解他。“她默默的带着孩子离开了我”常嘉煌说，“于是，我们只有分手。”
    现代石窟同样撕裂了常嘉煌中国的家。家族里兄弟姐妹们，对他的态度都淡淡的。他的姐姐——前中国美协副主席、在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视察敦煌后，在一份报告里称敦煌现代石窟“另人费解”、斥责弟弟在“造假”。甚至他的儿子也曾一度指责他“浪费了金钱、牺牲了家庭”。
“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古代行脚僧，除了背负一步大藏经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云游四方。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到事业去了。”常嘉煌说，“也许艺术家也应该是这样。”
石窟之恋
    真正的艺术家没有家，常嘉煌的父母已经以身作则。1943年，常嘉煌之父常书鸿举家来到敦煌。时年39岁的常书鸿留学法国10多年，曾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五幅作品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但偶然在旧书摊上发现的6本《敦煌石窟图录》，让他决定驻留在苍凉的大漠。
    找到这些宝物的同时，常书鸿丢掉了另一件珍宝。“我们在敦煌熬过了一个冬天后，妻子陈芝秀不辞而别……我跨马向玉门方向追去，不知追了多久，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失去知觉……”在著作《九十春秋》中，常书鸿写到。
    当常书鸿醒来时，兰州的报纸已刊出启示：陈芝秀宣布和他脱离夫妻关系。
    日子在痛苦和孤独中流逝，青年女油画家李承仙成为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50年，常嘉煌在他们居住的莫高 窟中寺（黄庆寺）出生。“我是常老的助手、下级、保姆和护士。”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承仙说。　
“父母之间的爱情，只能占他们关系中的很少部分。”常嘉煌说，“他们眼里没有家庭，只有敦煌。连‘嘉煌＇都是为敦煌而起的。小时候的我很孤独，经常一个人在莫高窟前的沙地上用树枝涂涂画画，这成了我的绘画启蒙课。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在北京、上海、杭州、兰州的亲戚家长大。”
    两位老艺术家则 为莫高窟的700多个洞一一编号；在其中选择了7个“特窟”做为重点保护对象；自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常书鸿一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被政府和人民誉为“敦煌保护神”；李承仙任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人称“敦煌痴人”。
    “1985年，我准备步父亲后尘到法国留学时，他却让我到日本去。”常嘉煌说，“因为日本还留存着中国隋唐艺术传统。”
    1994年，常书鸿弥留之际，听到了儿子要去敦煌的誓言，感到欣慰。两年后的10月，党河河谷中，在72岁的李承仙和常嘉煌的主持下，现代石窟敲开了艰难的第一锤。
    “1959前后，父亲就提出过再凿石窟的想法，这和他‘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的思想一脉相承。”常嘉煌说。
    有专家指出，莫高窟壁画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自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到此的参观者都在60万以上，这是一个让文物专家震惊的数字。实验表明：40个人在洞窟中停留37分钟，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及湿度就超出了正常含量的6倍。它们在俏无声息地侵蚀着珍宝，那像鸡蛋皮一样鼓起的的东西，被称为“壁画癌症”。  
    “今天，你或许看不到开凿石窟的意义，但50年之后，它是文物。”常嘉煌说，“但是，现代石窟也可以缓解游人给莫高窟带来的压力。”
    当常嘉煌为资金四处奔波时，母亲仍居住在现代石窟边上的土屋里，每天艰辛作画。“2002年，我来到这里，李先生就站在沙漠中等候我。”敦煌市副市长李嘉树说，“她的执着与大漠的苍凉，让人无法忘记。”
在现代石窟一号洞，你可以看到李承仙的作品《药师菩萨》。“那是老太太用生命换来的，”侯恒伍说，“她一个人画了20多天，每天睡4个小时。我们两个小伙子轮流守护她，精力都不及她一个人充沛。”
    2003年8月28日，李承仙走完了79岁的路程。“母亲的遗愿是，在2004年4月6日——父亲诞辰100周年时，完成220窟的复制。”常嘉煌说，“她把全部生命留给了现代石窟。”

                  父辈的积怨，无型的阻力

    父母还给常嘉煌留下了另一笔“遗产”——前行时巨大的阻力。它来自官方机构敦煌艺术研究院。

    “现代石窟与我们无关，”敦煌艺术研究员文保所负责人表示，“那是常嘉煌个人的事情。”

    “这事实上是沉默的反对。”现代石窟的创作者说，“你应该知道，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态度的分量。它向大山一样矗立在我面前，无法回避。很多国际友人，包括联合国环境开发署都很支持我，但他们也无能为力。敦煌是国家的财产，有国家的研究机构，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到这个终端上。”
    1998年当日本NHK计划采访现代石窟时，当地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告诉他们：那是常嘉煌个人的事，与我们无关……；
    2000年，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计划采访现代石窟时，先遣组在兰州从官员那里所听到的是：那是他（常嘉煌）用来骗钱的假货；据常嘉煌称，曾有一个国外团体和个人打算捐助现代石窟，打电话到敦煌询问之后，常嘉煌得到的却是空头承诺。
    《凤凰周刊》曾登载文章《敦煌百年祭》，描述了常书鸿夫妇与敦煌研究院的恩怨：
“背叛、斗争、不怜悯人，这就是文革的核心。常书鸿在文革中尝够了背叛和肮脏人性的滋味。一位他信任的高徒，在文革中突然反目，对他揭发、批判、殴打。”
    “1979年，当常书鸿踌躇满志地回到敦煌，没想到又是一场人生悲剧。文革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甘肃省一位宣传官对常书鸿暗生嫉妒，加上那位高徒的推波助澜，把常书鸿逐出了敦煌，高徒则达到了在研究院“扶正”的目的。在邓小平的关照下，常书鸿来到北京担任国家文物局顾问，但有家不能回是他最大的伤痛。”
“西北师范大学油画系毕业之后，我在兰州、北京、日本曾三次要求到敦煌工作，但是都被拒绝。”常嘉煌说，“这种积怨一直延续到现代石窟。”
    “敦煌是我眼中的天堂和地狱。它给了常家理想、激情、名誉和地位，但它同时夺取爱情、亲情，带来了无穷伤痛。天堂和地狱只有一步之距。”
    2004年5月25日，常嘉煌乘着破旧的吉普车，来到敦煌研究院。这里将在8月举办常书鸿百年诞辰纪念。“我希望借此机会把父母在晚年的希望和要求说清楚，”常嘉煌说，“或许，这也是双方对现代石窟理念沟通的机会。”
    遗憾的是，研究院掌管旧居钥匙的负责人出差了，那天，常嘉煌回父母旧居拜望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在敦煌市政府，常嘉煌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5月26日的午宴中，李嘉树副市长谈到了现代石窟，“在石窟选址时，我们给予了帮助。但——在财力上，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位36岁的官员称，政府方面对现代石窟目前没有规划。但他希望按照常嘉煌的规划坚持下去。如果将来的某一天，创造者愿意将石窟移交政府，他们会为此做好准备。 
                                艺术的春天何时到来
    现代石窟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怎样的？它将如何度过这些难关？

    2001年，常嘉煌曾与代表三种观念的人，就石窟的未来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一位日本僧人说，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应该沿着这条线复兴中国的汉传佛教；一位都市设计家说，要做成一个21世纪的文化和精神上的伊甸园，并在其中讨论人类的未来、环境等现代社会问题；一位MBA硕士说：“应该通过文化产业区的商业运做带动石窟发展。”
    “而我是纯粹搞艺术的，只想让艺术家来创作，尤其不想搀杂商业的味道。”常嘉煌说，“讨论进行了几个小时，谁也没能说服谁。”
    但8年尝试的失败，尤其是母亲期待的落空，让他意识到：纯艺术之路过于坎坷。“现在还是想回到莫高窟原创的精神支柱——佛教艺术中去。”艺术家说，“这是支撑了敦煌一千年最主要的精神支柱，也是经济支柱。”
    史料表明，莫高窟之所以能有当年的规模，依赖于佛教信徒的供奉——包括经济上及工程上的——那在当时被视为“主流”。
    但在“飞天”神话已被载人飞船实现的现代社会中，此种形式是否延续下去？这也是常嘉煌遭到诸多质疑的原因之一。 “你实在做不下去的时候就停止，这不是失败。”常家煌说。“父亲曾讲过：商人失败了跳楼，军人失败了杀头，政治家失败了下台。艺术家没有失败，艺术家的失败只是作品不被承认。”
    但在5月26日，常嘉煌到父亲的墓碑前祭奠时，似乎有些动摇的理念又变得坚定起来。他说：“我无非在做一件和商业浪潮相悖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这么大，所有人都是为了钱。如果有机会实现艺术之春时，我想大家一定理解和支持的。我是在等待这个春天，肯定可以等到。”那天，正好是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辰日。
    常书鸿的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黑色的大理石碑下，摆着一棵盆栽仙人掌。那是常嘉煌在今年4月22日留下的。一个多月，暴露于大漠的烈日下，那植物依然没死。常嘉煌打开一瓶矿泉水，为它注入生命。
当我问及他为什么要开凿石窟时，却得到了意外的回答：十年前，我开始担任敦煌市政府顾问时，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敦煌的陪酒小姐已逾千名，而一千年前的敦煌，却有佛教僧侣逾千名，我希望敦煌少一些陪酒小姐，多一些艺术家和佛教供养人、少一些洗脚屋，多一些艺术工作市和书屋、少一些旅游垃圾，多一些佛教艺术品。
    他还特意留下了他的信箱地址：dunhuang2004@263.net，希望敦煌能得到广大民众和国内外佛教界的帮助，恢复千年前的圣地辉煌。
    随后，他去了距此60公里的现代石窟，一些画家在那里等候他。画家朋友们想帮助他绘制石窟和党河断壁的巨幅壁画，在今年10月27日母亲诞辰周年纪念日时，祭奠1600年前的画工和父母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