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母亲诞辰80周年，现在两位老人都已离开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教诲如同在昨日。
从1962年徐迟《祁连山下》以父亲为原型的报告文学开始，到199年去世时，党和人民给予了父亲“敦煌守护神”的极高评价。当父亲作为著名学者、爱国艺术家被众人所追思和纪念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儿子，一名普通的艺术家，对父母亲的怀念，也是我人生奋斗的动力。
在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三十三年中，我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人，还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而母亲，则是父亲在无数磨难和打击时坚强支持他的同志和战友，可以毫不隐晦的说，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成功和贡献。
去年，我终于得到了病重的母亲的首肯，开启和整理他们珍藏了十几年的文献和资料，那时正值非典肆虐时期，在寂静敦煌一个多月的整理和阅读中，我终于真正了解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虽然我从小出生在敦煌莫高窟，但是从一岁时就开始由父母带我到北京，他们在在故宫举办敦煌艺术展时因为忙，就把我寄放在外公家。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远离父亲四处移居的日子，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我在上海、在北京、上海、杭州的亲戚家长大。直到我12岁那年才回甘肃，但是仍然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
从小我看到别的孩子每个周末由家人接走，高高兴兴的离开幼儿园，或者看到他们跟父母亲一起在公园游玩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莫明的忧伤和怨恨，我觉得他们太不关心我了，而去年母亲病重时，当我打开那些尘封了半个世纪的信件和日记时，从父母亲通信的字里行间当中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孩子真挚的爱情。虽然他们的信绝大部分谈的是工作，但结尾总要提起我们。
我12岁回到甘肃时，看到的爸爸是一个既慈祥又严厉、既刻板又幽默的父亲，他有着法国人的风趣、学者的严谨、艺术家的浪漫和天真的梦想。父亲的严厉是我在十二岁那年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才知道的，在兰州艺术学院宿舍楼梯的墙壁上有一些小血手印，我很吃惊，听姐姐说这是爸爸打弟弟留下的，因为弟弟嘉皋在学校住校，不堪饥饿，为了能使食堂的炊事员给他多打点饭菜，偷了爸爸用来招待客人的烟给他们，父亲知道后怒不可耐，打的嘉皋从楼上跑到楼下，留下了这些可怕的印迹。
在上学时父亲就很严格的教导我们，让我的二姐每天检查两个弟弟的学习和生活并写信汇报，上中学时，父亲在送给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条小船，上写：“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敦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睡觉，爸爸不是深夜伏在案头的油灯下，就是天不亮时仍然在写东西。更多的是，早晨往往被父母亲在家里讨论工作的讲话声“叫醒”。就连平时吃饭，也往往是和研究所同志们的工作餐。
我第一次到敦煌过暑假的那年，天气炎热，父亲从工作地点回到家里取文件，看到我还睡觉，就把我拉到院子里，突然泼了一盆冷水，我当时被激的直跳，可是父亲却对我说：“你从今天起要洗冷水澡了！”，等我清醒过来后，父亲又说：洗冷水澡有很多好处，你可以从一种浑浑梦梦的状态中突然清醒，马上回到现实，思维和工作节奏都会加快，马上开始新的一天；另外，冷水澡的刺激只是瞬间的，以后的你的人生也许会经历一些打击和刺激，你也应该象对付冷水澡。
有时父亲会特意安排出一个星期天带我们去远足，一次从莫高窟出发沿着大泉河步行的几十里路上，父亲给我们讲述的是敦煌的历史、这片荒漠绿洲的神奇和美好。
但是这样一起的生活也并不长久，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和全中国无数知识分子一样被卷入了这场无底深渊。几十年以后，我帮助父亲整理他的自传体著作《九十春秋》文稿时，父亲突然对我说：“文化革命中，我们所经历的要比这本书的内容多得多，你也是见证人，以后由你来写吧。”因此在他的书中，关于文化革命的内容，只有寥寥两行字。
文化革命在我一生当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记得1966年6月的那一天，造反派在敦煌开始揪斗和抄家了，他们切断了在兰州的父亲和在敦煌的母亲的通话，那天父亲彻夜未眠。第二天正是我出发去西安报考西安美院附中，清晨，父亲满眼通红对我说：“嘉煌，你长大了，应该一个人去闯天下了”。不久，浪潮也波及到了我的周围，因为我是黑帮的儿子，同学指责我，说我的名字有敦煌的煌，而那时敦煌已经成为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的代名词，当我向父亲讲打算改名时，他却很沉重的说：“你改名字，改不了你的命运”。
   这使我想起1964年，父亲从北京开完全国人大从北京回到兰州，一见面就兴奋的告诉我们：“我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说敦煌的工作要子子孙孙做下去，总理还问我，你的孙子也在敦煌吗？”。
在那个时代，敦煌这个名词已经成为我们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1968年，当我和嘉蓉姐姐到敦煌给父亲送钢背心的时候，遭到了造反派强行搜查和软禁，他们逼着我和姐姐每天到父母居住的小屋当面斗争父母亲、写承认黑串联的罪行并做深刻反省。有一次，父亲趁造反派不在时对我说：“你看过但丁的《神曲》吗？敦煌就是天堂和地狱，”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在整理父亲文稿的时候，才看到了他们心中真正的天堂和地狱。
还是在文革中，我去敦煌看望他们，一天深夜，父亲悄悄给我一件东西，那是用塑料纸层层叠叠包了十几层的一个很旧的照相机，父亲对我说：“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抄走了，这件东西因为看似不值钱被造反派丢到垃圾堆里。这是我刚到敦煌时使用的，虽然看他旧，但是很多壁画的照片都是用它拍的。现在我不能教你画画了，因为绘画的笔触会被拼出反动标语，但是照片不会有这样的罪名”。不久，我把拍好的照片寄给我父亲，他非常高兴鼓励我说：“摄影也是一种艺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我第一次从牛棚劳动的父亲的口里听“艺术家”这三个字，看的出他还是寄希望与我们。父亲也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他还经常教我如何用光并一起洗照片。
1977年，中国的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开始了，父亲鼓励我报考摄影和美术专业，我考进了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开始了学习油画的历程。
当我把第一批绘画习作拿到父亲眼前时，他突然说“你还是当你的摄影师去吧”，原来我只是从摄影角度观察和表现对象，忽视了绘画的作用，从此我放下相机，认真的从铅笔写生开始进入了绘画学习，四年后的毕业论文就是《论摄影与绘画》。后来，父亲又向我讲他如何在劳朗斯画室学画时的那种严谨和艰苦的情景，讲述他在法国留学时如何从勤工俭学到拿到奖学金的艰苦历程，如何从一个和比他年龄低得多的法国学生一起学习素描，到取得肖像画会员的艰苦历程。
从50年代就开始，父亲就经常邀请国内美术院校到敦煌进行壁画、雕塑学习临摹的艺术实践，既学习了传统艺术，又参与了临摹工作。1979年，我和十几位同学到敦煌参加了这项工作。父亲按照每个人的画种和对敦煌壁画的表现能力，分成了几个小组，我被分配到临摹北魏时期壁画的小组，父亲象对待其他同学一样，有时候严厉的批评我，有时又经常深夜突然到我们的工作洞窟来看望我们，带来亲手种的香水梨。
我临摹的是萨陲那太子本生故事，那是叙述的古代印度王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在很久以后，我在父亲的书中才看到了父亲为什么钟情这幅画而又要我临摹。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这幅画激励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奋斗的决心。我在面壁三个月中，从这幅画的构图色彩和场景中，深深体会到了一种精神，体会到了敦煌画工和父母亲为敦煌献身的精神。三个月的实习生活结束了，我们获得许多在课堂上没有的东西，父亲亲手做菜为我们送行。二十五年后，当我们这些同学已分布全国各地，每当我们回想起时，都非常感激父母亲给了我们一次近距离的距离的学习和体会敦煌艺术的机会，今年在纪念和怀念两位恩师的同时，我们又开始了继续他们的未竟事业的工作。
父亲经常说，敦煌艺术首先应该保护和研究，但是更重要的还有宏扬和继续，他多次提到希望创立敦煌画派，多次提到敦煌文艺复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亲自主持新石窟的创作。父亲还多次向我讲，敦煌壁画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作为画家应该是人民的画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这句话应该成为画家的座右铭，父亲用他的人生来实现了这句座右铭。他的绘画事业是为敦煌事业而奉献的，父亲的人生像一颗行星，从地平线升起，又回到地平线，他从一个在西湖边长大的普通少年，从一个并不喜欢中国画，崇拜西洋绘画的青年，到法国留学，从一个穷留学生到了到法国的艺术沙龙的新星，继而回国，在国立艺专担任西画系主任，又辗转到敦煌成为一名普通的守护者。那时他似乎从画坛上消失了。他从不计较自己的名利，相反却关心周围同志们的生活和进步。正如几十年后海外的一部华语电视节目中说：“常书鸿先生放弃名利远赴敦煌，一呆就是几十年，中国画坛上因此少了一位大师，而敦煌艺术则产生了一位守护人。”他个人名利的牺牲换来了民众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由于他的带动，敦煌研究所的青年人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无数学者为敦煌事业孜孜不卷的研究和探讨。
父亲晚年被调离到北京，离开了他所钟爱的敦煌事业，但是他的心仍然没有离开敦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总是这样署名：“客寓京华”。他曾经好几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父亲作为杭州人，也始终没有忘记家乡，在兰州和北京，他也经常带我们去杭州菜馆品尝家乡风味。1962年，他特意安排我到杭州生活并委托我的大伯照顾我，使我对家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又建议我的妻子（日本人）在浙江大学担任日语外教。从1982年被调离敦煌的岗位后，他有机会回故乡了，在参加母校校庆时，他深情的向家乡表示，虽然他远在他乡，但是人总要落叶归根，他希望将他的绘画作品的三分之一留给故乡浙江、三分之一留给他工作了半个世纪的甘肃、三分之一留给子女。1996年，我和母亲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全部油画作品运往杭州，暂存在浙江博物馆并准备捐赠50幅作品给浙江省，但是由于家庭内部意见分歧未能进行。1999年，母亲从保存在浙江博物馆的160幅油画作品中选出140幅代表作并根据我的建议，从北京选出90幅素描作品，无偿捐献给浙江，建立常书鸿美术馆，完成了将父亲作品捐赠给家乡的遗愿。
父亲在晚年不断的书写着、阅读着，但是他所写的，他所阅读和批注的，正是他一生所希望的。这些，我在他去世的十年以后才看到：他希望敦煌艺术之花能够复苏，在中华民族艺苑中重新盛开，希望一千三百年前的敦煌艺术能够恢复如新，希望继续中断了400年的石窟艺术。遗憾的是，他的想法和呼声被淡化了。
1993年，我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敦煌市人民政府顾问，为发展敦煌文化事业开始新的设想，父亲非常高兴，提出了复原唐代石窟壁画和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许多建议，正当我们一起开始这项事业的时候，父亲由于偶然的感冒引发了肺炎，继而病重，当我闻讯从日本赶到父亲病榻前向他说：“爸爸，嘉煌去敦煌”时，当时已经不能讲话的父亲流下了泪水。1994年6月23日，为敦煌操劳一生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母亲和我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并于两年后启动了敦煌现代石窟艺术工程，虽然现在母亲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所给予我的勇气和力量，将使我仍然弃而不舍的继续下去。父亲有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就是战斗的继续，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就会出现，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是我绝不后退……”。
2003年，母亲在病重时，嘱咐我一定在父亲百年之际完成复原唐代石窟和党河巨幅壁画、写信给浙江省委负责人，向他表达了常氏家族对家乡的思念，希望我继续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见附件1），2003年8月28日，母亲也带着对敦煌的眷恋和事业未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今年4月6日，是父亲百年诞辰日，我以特殊的方式纪念了父亲——自费赴杭州，在父亲的母校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作了题为《常书鸿与敦煌》的纪念讲演。
9月27日，是母亲80诞辰日，我在敦煌党河绝壁完成了巨幅壁画《飞天》，这是源自父母16年前创作的中国唐代飞天（附件2）。我代表常家三兄弟，将父母的一部分灵骨供奉在飞天壁画中。
可以告慰父母亲的是，现在一批中外志愿已经开始继承他们的事业；明年4月父亲诞辰101年之际，复原的唐代石窟、常书鸿李承仙纪念馆将在敦煌现代石窟向公众免费开放。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的儿子深深地怀念着你们，你们的精神与敦煌永存！。
常嘉煌  2004年10月8日于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