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统的批评自称具备深刻的“洞察力”,他能窥知被他人肉眼凡胎所不能见的那些作者埋藏在作品中的“本意”。此时的批评是作者的知音,作者的嘴笨,只有经过批评向观众解说才能使自己的真义达于观念,批评对作者有知遇之恩。而观众要感谢批评家解谜破译的传道工作。此时的批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并标榜自己具有客观性。
结构主义批评抛弃了作者,它不再当作者的赫尔墨斯。它宣称作品特定的材料结构生成了特定的意思,这种文本意义虽无涉于作者但仍深奥地为一般观众所难于领会,需要独具专业训练的批评家对之加以挖掘,阐释给观众。
后结构主义批评被迫又放弃了作品本意的惟一给出者的使徒形象时,它转而宣称它对作品作出的解释赋予作品以新意义,这种释义虽不具有“元阐释”的至上权威性,至少也可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具有一种合法性。……除这种乐观主义的自我粉饰以外,伽达墨尔还创造了一个通过对话、交流、谈判,在各歧义的理解间达成共识的方案。这路接受美学或曰读者反应批评虽然不再以信使自居,却仍自诩为善意的帮手,为作品的含量增值不断添砖加瓦。
以上是既有的对艺术批评的流俗见解。其中的第三种较为谦逊而使艺术家失去敌意与戒备实则更具欺骗性。伽达墨尔正在占据我们的大学讲坛。
在正常情况下,伽达墨尔描述的正是艺术史上实际所发生的情形:艺术家通过实验性操作将作品推向艺术态,给观众带来焦灼不安的惊异感——作品具有有效性和无含意性——不可理解性。不堪忍受这种焦虑,观众中较为自作聪明者就起而尝试对其他人解说自己的看法,这些人就被称为“批评家”。各位批评家臆造的含意互相歧异,这时作品便被披上了模糊的、游离的含意。最后,这种释义方式中某一种最具说服力,或获得权威性的压服力,或通过谈判统一口径达成共识,这个遴选处理的含意就此被当作作品的含意。作品重新变得可以理解而加入了日常语言的一统天下。观众卸去了不安,又可以高枕无忧地回避反思。
在此重述批评与艺术态的关系并不能阻止批评对作品的意义附加。我们不只是想揭示二者的敌对关系,更想以此催生艺术家去生产新的焦虑之物以维持艺术态在社会构架整体中的恒在:沦丧需靠新生者来补足。
除此之外,我意在倡导一种或许应称为“解批评”的艺术写作。这种写作不是去对作品加以释义,而是去抑制各种释义活动,对已粘连上的释义加以摘除,在此写作中刻意堵塞释义附着的各种可能性。一种“解批评”的艺术写作将助益于艺术态的维持从而成为对艺术事业全新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