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眼里，绘画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形式、风格不断更迭演变的历史。无论阅读哪本西方艺术史书籍，我们都无法回避诸如“罗马式”、“哥特式”这样专门用来形容某种式样的名词，同时也一定会被告知古埃及的“平面律”如何被希腊的写实造型所打破，然后文艺复兴又如何取代了中世纪的风格。不管怎样，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让人们一提到某种样式或风格，就能够一下子将它与相应的时代、环境联系到一起。谈到17世纪，除了前面一篇提过的卡拉瓦乔的写实主义，另外一种最重要的风格就是“巴洛克”。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幅便是具有典型“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如果你和它的作者或当时的观众谈论“巴洛克”，他们恐怕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只不过是后人给贴上去的一个标签。最早，这个词只用来形容建筑，但逐渐被扩展到音乐、绘画、雕塑，就像“文艺复兴”那样能够对众多文化领域做出描述。无论哪一方面，“巴洛克”的艺术都与教会或贵族联系在一起，它不再像文艺复兴那样注重严谨清晰的形式和结构，而是喜欢运用对比强烈的效果以及动感十足的造型，传达出一种紧张、亢奋的激情。

    很难说究竟是整个时代的风格影响了具体的画家，还是说画家个人的才华使某一种风格成为时尚。反正在绘画领域，被认为最能够代表“巴洛克”风格的画家是来自弗兰德斯的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他曾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意大利深入研究卡拉瓦乔的新发现，然后又在随后十年到处旅游，在西班牙与比他小22岁的委拉斯贵支成为好朋友，“我把整个世界都看作自己的故乡”，宽阔的胸怀和广泛的阅历使得鲁本斯吸收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丰富营养，无论运用画笔还是掌握色彩，无论表现人体、服饰还是盔甲、珠宝，他都当之无愧地成为弗兰德斯地区最为出色的画家。还有，他不仅画画，而且是一名成功的外交大使，欧洲绝大部分王族贵人都与他私交很好，他不断收到来自上层社会的邀请和订单，过着富裕、高档、没有闲愁的生活。提到这些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总想对画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风格有所了解，那么他的生活和背景就难免与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图中的作品是鲁本斯的代表作之一，无论多么熟悉，如果能够将目光在画面上再仔细地停留一段时间，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感觉到画家为了表达出这一瞬间“巴洛克式”的情态和动势多么煞费苦心。画面借助希腊神话题材描绘了古代的“抢婚”习俗：英雄卡斯托耳与波吕刻斯，神的儿子，趁着蒙蒙的晨曦，正准备将留西帕斯的两个女儿强行劫持。我们今天无法得知鲁本斯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张画，可如果对比一下文艺复兴早期波提切利的《春》或者《维纳斯的诞生》，至少可以发现，希腊题材本身的意义对于画家来说已不再重要了，作品中也不再有那么多象征性的隐喻，他所注意的是肉体与马匹之间的色调对比，关心的是人仰马翻般的激烈的场面。画面本是稳定的方形构图，但是男人、女人、马匹的交错运动却平添了情节上的混乱。两位英雄一位身穿黑色发光的铠甲，一位显示棕红健壮的肉体，而画面中心两位女性的雪白肌肤在他们的衬托下就显得格外刺眼，天蓝的背景、金色的朝霞、枣红的骏马、火红的飘带，所有这一切谱成一曲狂热的色彩交响乐。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场面过于野蛮或暴戾的话，那么就看看画面左侧的小天使吧，爱神的出现使这次抢劫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受本能驱使的游戏。这就是鲁本斯最大的艺术奥秘，他在安排缤纷的色彩和赋予画面以充沛活力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其魔法般的技巧能够使所有被描绘的物体都看上去热情欢快、栩栩如生。

    这些健壮而充满激情的形象都是被那个时代的贵族所深深喜爱的，他们需要有大量这样的作品来装饰自己的居所、殿堂。不过，如果我们像18世纪的人那样对“巴洛克”风格有所指摘，那么至少放在鲁本斯身上就有些不公平，你可以按照今天“骨感美人”的标准来批评画中的女子如何肥硕，但谁也无法否认鲁本斯那种近乎天真的热情和活泼，他不是在纯粹地卖弄技术，而是通过他的才华和乐观一扫生活中的忧郁，使那些本是处于附属地位的装饰品焕发出持久不息的生命力。即使几百年后，当人们能够有机会站在原作前的时候，心情仍然会是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