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是绘画永恒的主题。在安格尔古典、唯美的画风与德拉克洛瓦充满野性的狂想之后，法国画坛诞生了以现实生活中的景物、人物为创作源泉的柯罗和米勒，而给新的实践赋予具体名称的是另一位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他的名言是“让我看一眼天使，我就能把她画出来”，由此可见，他是多么不相信经过美化和凭空想象出来的事物。1855年，他借着巴黎召开万国公会的机会，在展厅外面的一座屋棚举办了一个个人画展，取名为“现实主义－G·库尔贝画展”，从此，画坛上就叫响了“现实主义”的风格、流派。

    提到“现实主义”，我们或许会联系起17世纪“卡拉瓦乔的现实主义”，某种程度上说，二者的确有一致性。他们追求的不是美，而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不过，由于时代不同，库尔贝可以不必像卡拉瓦乔一样，只能借助宗教题材来间接反映现实，他能够使普通人的生活场景本身就具有神圣的意味。这些可以通过《画室》来加以说明。这幅作品原名《真实的寓言：我七年美术与道德的总结》，它就是在“现实主义－G·库尔贝画展”中展出的作品，因此它也被看成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宣言。《画室》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圣徒会晤”的形式，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浓缩其中。画面明显分为三个部分，左侧部分是在生活中挣扎而无缘艺术的人们，库尔贝将他们称为“以死为生的人”，以商人、工人夫妇、猎户为代表，这些人隐喻贫穷、失业、忧愁和被剥削。右边则是艺术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和画家的好友，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普鲁东、诗人波德莱尔，库尔贝将他们称为“以生为生的人”。画面中心是专注于风景创作的库尔贝本人，他的风景画总因充满勃勃生机的野性力量而闻名。作品中的形象蕴含着很多象征性的寓意：左边地上的吉他象征着音乐，右侧正在工作的波德莱尔象征诗歌文学，作画的库尔贝当然是绘画的象征。在他身后充满健康活力的女人如同幸运女神一般，眷顾有才华的画家，而画布后面，阴暗背景中，一个垂死的男人体（基督教中遇难的圣·塞巴斯蒂安）和脚下的头骨则象征着腐朽和死亡。围绕画面中心，画布左下角的阴影里有一位正在哺乳的母亲，她怀中的小孩代表人生的婴儿期，再往右看，观看画家作画的小男孩代表童年阶段，接着是画家和模特代表成年的人生，显得异常光彩照人，直到画布后面刚才提到的象征死亡的人体和头颅，形成了生命循环这一主题。其后，依稀可辨的风景画装饰着大面积的背景空间，那个挂在墙上的圆形的饰物丰富了画面的构图，又似乎有着太阳或者时钟的隐喻。

    事实上，关于这幅画的解释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因为其中有很多情节是非常个人化的。况且，这幅画的真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多重寓意，而是在于它质朴、不加修饰的创作技巧和以现实为出发点的创作思想。比如那个象征女神的人体，她不是在理想中被美化过的，丰腴的身材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在库尔贝的画里找不到高贵的人物和宏伟的历史题材，同时代的批评家认为他的画又丑又俗，可是，库尔贝正是想通过这张描绘自己画室的作品，表现出从前只有宗教画才能表现的深刻、严肃的主题。库尔贝本人称这幅画为“所有曾服务于我的事业、维护了我的理想、支持了我的行动的人”。如果对库尔贝的生平有所了解，就不难明白他说这句话的含义，这里分别包括他的政治观和艺术观。库尔贝虽然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葡萄园主家庭，但他同情在底层社会挣扎的人，从1848年开始就积极投身于法国社会的革命运动。因此，他深深懂得，在他的同道、朋友、艺术资助人和收藏家的对面，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平民与受到侵害者，忍受着忧愁、命运、贫困和财富的侵扰，时时刻刻与死亡结伴度日。库尔贝把他们“请进”自己的画室，那是他关心的所有艺术题材当中的一部分。画面另一部分体现的是库尔贝的艺术观。他在艺术上深受波德莱尔影响，波德莱尔最著名的诗集是《恶之花》，他主张通过丑陋的事物揭示出现实的真相。而画面的中心是一片美丽的自然，它让人想到19世纪的人文学者对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重新认识。即使单纯从画面的构图来看，比较一幅文艺复兴早期画家扬·凡·爱克和他哥哥绘制的根特祭坛画《羔羊的礼拜》，我们也会感觉到库尔贝在创作画室时怀有多么宏大的构想。在那幅画中，一边是僧侣，一边是信徒，中心的位置是羔羊的礼拜，它献给上帝和基督。而在《画室》里，无论是事件发生的场景，还是活动于其中的人物，全都被原原本本的现实取代了，不过它仍然尽力传达出画家心中崇高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