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一幅画，即使看不懂，通常也少有人敢于勇敢的指出来，一如面对皇帝的新装，多数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毕加索之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解了画面背后那小小的门道，我们就能揭开其作品表面那层迷惑人的画皮。 例如对《格尔尼卡》的看法，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观众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美术史的知识，对现代艺术没有时间去了解。在他们眼里，毕加索和他的《格尔尼卡》是从火星来的不速之客。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画中的人和动物会那样变形，也不理解这些形象的含义。他们对《格尔尼卡》的敬意实际来自毕加索的名气和《格尔尼卡》的政治立场。所以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观众中，就只能是一个著名品牌和一篇带插图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文字说明。
    所以，这幅画的历史背景文字对于构建《格尔尼卡》在普通观众心目中的文化形象是至关重要的：毕加索本来不大关心政治，但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政权倒向法西斯，迫使画家站到共和国一边，并欣然接受马德里共和政府的任命，担任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1937年，毕加索接受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次年春季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馆作装饰画。此时，当他正在酝酿题材时，是年4月26日发生了法西斯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这一罪行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镇上的无辜居民惨遭屠杀。毕加索义愤填膺，随即拿起画笔，进行构思，终于以此事件为题，画了这一幅震撼画坛的《格尔尼卡》。
    试想，如果观众不了解这些，他们能够从《格尔尼卡》的画面上看到什么呢？是毕加索希望的那种感情上的共鸣吗？恐怕不会。所以，毕加索陷入了窘境：在现实生活中现代艺术能做什么？绘画真的能够成为：“抵抗和打击敌人的一个武器”吗？可在这里，《格尔尼卡》的力量并不来自视觉艺术本身，而是来自文字解释，来自政治声明。也就是说，毕加索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窘境，尽管他相信绘画的力量，但他的努力在大多数人那里得到的不是由衷的感动，而是迷惑不解。他不得不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比如有人不理解他在这幅画中的隐晦含义，问他那匹可怜的马和那头牛是否代表着受难的人民和杀人的法西斯？他回答说：“那头公牛不是法西斯，但它是残暴和黑暗……马代表着人民……格尔尼卡壁画是象征的……寓意的。这就是我要用公牛、马等形象的原因。这幅壁画要明确表达和解决一个问题，因而我运用了象征主义。”
    视觉艺术和公众失去了共同语言，这个问题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现代艺术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解放了艺术家的个性，出现了许多风格流派，好像是欣欣向荣。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自说自话，现代艺术离普通观众也就越来越远了。这就好像上帝为了让人类无法建成巴别塔，于是在人群中制造出许多语言，让人和人无法沟通，人群也就分散了。因为现代艺术是走精英路线的，玩味纯形式，这实际上只有极少数行家能做到。如果没有看过卢浮宫，你是看不懂毕加索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玩的是什么，所以你不可能被感动。他是在和委拉斯开兹对话，而不是和普通观众对话，所以他的语言就很难懂。相比之下，米开朗基罗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公众即使不懂绘画，《创世纪》也还是容易欣赏的。
    毕加索意识到他身上的这个问题，他看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越来越像艺术迷宫中的那个怪兽米诺陶，据说威力无穷，却难以接近。他要从这种状况中走出来，于是他在《法兰西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说：“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低能儿？如果他是一个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他是一个音乐家，只有一对耳朵，一个诗人，只有一具心琴，一个拳击家，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灾情，并从各方面作出反应。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逃避现实的冷漠态度而使你自己同你的那么丰富的生活隔离起来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一个武器。”
    毕加索作为立体派的始作俑者，在推出《亚威农少女》30年之后发出这样的呼声，真是意味深长。这一点是他画《格尔尼卡》这样一个当代政治题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来他参加法国共产党，甚至代表法共出席莫斯科的会议，这些都说明了毕加索对自己以往和大众脱离的状况的不满，而希望重新建立和社会的联系。
    他用巨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为《格尔尼卡》所作的草图据说有一百多张。完成后的这幅画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据说刚好撑满毕加索的那个大画室。《格尔尼卡》后来在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巡回展出，反响十分强烈。至本世纪40年代，经毕加索同意，借给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同时他向公众表示：一个重获民主和自由的西班牙，当是这幅画的当然故乡。1981年初，此画按照毕加索生前的遗愿，终于回到了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艺术家向大众回归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作品在社会上的巨大反响看来似乎也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从作品本身分析，毕加索的作品并未达到他自己的期望，也没有缩短他和大众的距离。因为他对艺术的理解和他的社会抱负之间是充满矛盾的，从前者说，毕加索决不希望退回到德拉克洛瓦《希奥岛的屠杀》的方式，他的形式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就像1907年的《亚威农少女》一样具有创造性。从后者说，他热切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感动，所以他不能仅仅玩形式，而需要采用大众能理解的形式。他找到这样一种形式了吗？在我看来，毕加索仍然是1907年的毕加索，他要探讨的问题超出了他的语境，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并未成功。毕加索的困境是十分典型的，他希望以艺术介入现实，但现实的回应并不是来自他的艺术，而是来自他的声望和政治主张。现代主义在现实社会中的无能为力证明：欧洲艺术从塞尚以来的极端崇尚学术性、个性表现的精英路线遇到了麻烦。对于这一点，战后的波普艺术可以说是看出了其中奥妙，所以反其道而行之。